社会救助的法治化，将促成社会救助行为从行政主导到权利主导的转型，使公民能够通过规范的法律保障得到救助，政府的救助行为也会得到系统规范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要以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救助制度建设，抓紧把已有的成功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既防“冷漠病”又不“养懒汉”。毫无疑问，在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建设进程中，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重大决策。

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三个基本支柱。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以来，我国先后建立起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高龄津贴制度、灾害救助制度、五保供养制度、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制度等，仅城乡低保和五保制度覆盖的贫困人口就超过了8000万人。如果再看中央和地方社会救助与自然灾害救济费的财政预算增幅，据2013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已经从十多年前的几十亿元增加到了2012年的2029.5亿元，增幅惊人。与此同时，十多年来，慈善事业的社会捐赠也从每年几十亿元增加到了每年上千亿元左右。不可否认，社会救助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我们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建设最大的缺陷，是没有一部社会救助法，也没有一部慈善法。不久前，安徽某地以“对其他人不公平”为由，叫停网友对3户困难病人的募捐行为，让人大呼荒唐。这虽是一个特殊事件，但也和社会救助的立法缺位有一定关系。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救助法和慈善法，一个规范政府行为，一个动员并规范社会力量参加救助，具有重要的制度性保障功能。尤其在我国颁布社会保险法以后，社会救助立法缺失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之间的衔接缺乏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