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仍需探究子女为何要将父母送到救助站的现实成因。是真的不孝还是另有苦衷？譬如，会不会是因为自己没有混出名堂，所以无颜见江东父老？会不会是现实压力太大让其失却了应有的情感表达？亦或是自己居住和工作的环境太过惨不忍睹，所以不愿父母见到后伤心难过？可恨之人也往往有可怜之处，现实的成因未明，急于对其进行道德批判，除却抒发了情感之外，并无多大的正向价值与实际意义。

当老人遭遇遗弃，我们需要制度兜底，这方能彰显制度温情，除此之外，我们仍需对现实的问题进行审视，方可更好地对症下药。一方面，则是应对遗弃罪重新审视，在征求民意的前提下，是不是可以考虑提起公诉？而不是当事父母的状告？另一方面，则是完善社会的上升渠道，营造更为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见“向上的希望”。唯有如此，才是根治“送母进救助站”的治本之策，纯粹的道德指责，意义并不是很大。（杨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