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有七种情节须从重处罚，包括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强奸、猥亵犯罪。

这个《意见》对于云南省大关县官员郭玉驰强奸幼女案的受害者家属来说，无异于“及时雨”。8月24日晚，郭玉驰将一名4岁幼女强奸。9月24日，大关法院一审判处郭有期徒刑5年，不赔偿。受害人家属申请抗诉，县检察院认为，“量刑适当”，不予抗诉。事件曝光后，引起公众极大愤慨。身为官员，强奸4岁幼女，禽兽不如，天理难容，不从重处罚已经“不足以平民愤”，获刑5年且不赔偿，这种判决，简直是在拿法律开玩笑！

一段时间以来，强奸、猥亵等性侵幼女犯罪不断，对幼女施暴者的身份也各异，从官员、商人、教师到老人、流浪汉皆有。频频出现“欺负”小囡囡的“坏叔叔”，手腕不够硬、惩治不得力是为至要。强奸4岁幼女，要在美国，犯罪分子可能将牢底坐穿；要在韩国，可能被化学阉割；可郭玉驰只领五年刑、不赔偿，这种刑罚何来震慑力？说到惩治不力，除了法律疏漏，很多时候是人为故意，司法者被金钱俘虏，或受权力左右，导致执法出现偏差。四部门出台的《意见》，体现“最高限度保护”与“最低限度容忍”的指导思想，压缩了法官的部分自由裁量权，细化从重处罚的几种情节，对法官量刑有重要指导意义。

提及法律疏漏，不能不说“嫖宿幼女罪”。这个刑名本为保护未成年少女而设，因为对嫖客来说，嫖宿未成年“失足妇女”比普通的嫖娼行为性质更严重。但在实践中，它往往成了一些人的“脱罪通道”——将罪行更重、顶格死刑的“强奸罪”降格至量刑五至十五年的“嫖宿幼女罪”处理。法律本身有瑕疵，又被执行者放大，公众对“嫖宿幼女罪”意见很大，《意见》未涉及。下一步是否考虑取消该刑名，将性侵幼女统一纳入“强奸罪”？

对幼女遭性侵的责任归咎，施暴者当然最大，尤其是幼女年龄特别小、缺乏基本辨识与防患能力的条件下，其主观过错就越严重，强奸归责原则就越严格。其次是父母、学校等监护人，因为他们的信息是完全的，他们的注意义务是事前的、主动的，对防止幼女遭受性侵的成本也最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让幼女远离性侵，事前防范与事后惩治同等重要，不能厚此薄彼。在这方面，《意见》进一步落实了学校的部分责任，规定如果未成年人在学校受到性侵，法院支持受害人家属向学校提出民事赔偿要求，但对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未有涉及。

防止幼女遭性侵，更大的责任在她们最重要的监护人——父母身上。从遭受性侵的风险人群分析，留守儿童、单亲孩子等父母监护不足的孩子成为高发人群。第一道“关卡”失守，给“坏叔叔”入侵制造机会，因此法律必须还原父母的监护责任，对监护不力的父母进行问责，不能因为他们是受害人而让法律“打白条”。（练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