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看,现代政府治理就是一个信息传输、交流、反馈的沟通过程,而信息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顺畅流动,意味着双方在心理层面建立信任契约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公众、干部和百姓之间的信任频频出现问题。猜疑干部履历和提拔程序,质疑领导承诺和事件调查结论,逢官必疑,甚至已成一种思维定势。理性合法的质疑,有助于监督官员言行,是社会进步的趋势。但不分青红皂白的跟风式怀疑,听风就是雨的造谣传谣,甚至采取非制度化的行动,就不仅会恶化社会舆论,还可能伤害公共秩序。
信息化社会是观察这一问题的主要背景。四川什邡、江苏启东等地引入产业项目,虽都进行了科学论证和环境风险评估,符合法律标准,但还是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其真实原因在于,干群之间信息占有不均衡,信息不流动、不对称,强化了公众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并使人们在主观上夸大了这些项目的负面效应。
可见,干群之间的信任困境,成因固然复杂多样,但信息不透明、欠流动、少对称是重要因素。这一点,在信息化社会显得尤为重要。从某种意义看,现代政府治理就是一个信息传输、交流、反馈的沟通过程,而信息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顺畅流动,意味着双方在心理层面建立信任契约。如果干部坚守信约,就能够培育干群信任,形成强大合力,抗御各种风险;如果干部故意掩盖事实、隐瞒真相,过滤信息,就等于是撕毁契约,必然造成干群信任危机,并引发社会与政治风险。
没有公开就没有流动,信息也难言对称。这些年来,从颁布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到公开“三公经费”成为常态,再到网络、微博问政等方兴未艾,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不能否认,这些进步与公众的需求之间还存在一些差距和错位。《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2011—2012年度)》显示,不少政府部门在推动信息公开方面出现了“审美疲劳”,无底气、无所谓、无热情。问题集中表现为政府传递信息的选择性公开。特别是“依申请公开”,往往因为语焉不详或牵强附会等不当处置,导致这种集中体现个人利益或价值偏好的信息需求得不到满足。
各类信息在干群之间充分、及时、准确地流动,既需要技术条件的支持,也需要制度机制的保障,更需要价值理念的支撑。在网络时代,技术障碍不复存在,制度建设也日臻完善,阻碍信息流动的最大屏障还是干部的理念。有的缺乏信息公开意识,还抱持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观念;有的为避免引起舆论关注,防止过度解读,就蓄意不向民众提供信息,即使公开,也是一些形式化的模糊信息。这种思路已经跟不上当前的时代要求。同时,必须承认公开是有边界的,有些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需要授权才能公开。对此,公众应该具有基本的法律常识,政府部门也可以坦荡地坚持。
信息的充分流动会将政府置于聚光灯下,的确能够对干部的言行产生“强势监督”。但反过来看,如果信息公开为我所用,也能成为展现良好作风、传播政府形象、树立政府公信的制度化渠道。在信息时代,信息俨然是政治系统的神经,信息流动才能培育干群信任,信息畅通才能激荡出政府公信。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金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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