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问题的产生与问题的解决，涉及两个方面：政府监管是否落实，法治环境是否健康有序。一个颇有名气的企业，将面向全国的集资搞得风生水起，当地工商及金融管理部门，有没有尽到事前审批、事中监察、事后裁决的责任？非法集资导致恶果之后，法律救济及时到位没有？鉴于类似事件的经验，我们很理解被骗者那种愤懑、无奈的心情：以下跪将最后的希望，寄托给政府应有的责任与耻感。

李昊声称被绑示众是“自愿”的。为什么？作为村主任，他为没能要回那14亩土地收益而自责，“我不能不有所承担”；其次，也为了在村民面前自证清白，没从土地租赁交易中“拿钱”。我想，这样做还可能是一种另类的自励：以“苦肉计”吁请社会的关注，一起如此简单的经济纠纷，为何这么难解决，这样让一个清官难堪？

国家领导人已向世界宣告，我国已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公民下跪与私绑村官提醒我们：建设法治中国依然任重；让每一起案件充分体现公平正义，政府与公民行为都应自觉纳入法律规范之内，不能降格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