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家族的历史记忆里走向了统一。因为任均老人的回忆即如此，而冯友兰先生，这位被李慎之先生称为可超而不可越的哲学巨人，在晚年的实践思考中即为国家进步尽自己的经验智慧。遗憾的是，今天主流学界多忽视了冯先生的贡献。

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平实的人，他不会慷慨激昂，或高论一时。他不会如新潮的理论家动辄到海外借来他人的理论，说什么告别革命、非暴力取胜一类的话，他用的是自家的宝库。

冯友兰曾被视为变节，阿谀毛泽东、江青，海内外士人因此对他失望，进而对他那深入浅出的思想当作没有知识价值或思想含量的东西。这种悲剧，一如本文开始时所述，实在是国家社会的悲剧。真正的精神生长如此艰难。而新新人类或学界的新人类们竞相引来新奇的理论框架，以图框架住中国革命、毛泽东或他们以为的某个历史事件。

冯友兰晚年到了自己“飞龙在天”（冯自语“海阔天空我自飞”）的阶段，但他并没有像其他曾跪伏、后站起的人那样，把毛泽东和中国革命踹上一脚，或用各种材料、理论来证明其罪恶。冯尽可能还了毛泽东一个历史公道，冯说：“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且被认为是思想上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总结》里引张载归纳辩证法的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冯友兰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对冯友兰来说，得出这类结论，一定不是书斋的空想，而有着现实的关怀。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行90华诞庆祝会，邀请梁漱溟出席，可是梁漱溟却借故“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予以拒绝。事后，梁漱溟给冯友兰写了封短信，说明没有出席寿宴的原因是因为冯友兰“献媚江青”，但是“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1985年12月24日，冯友兰造访梁漱溟，这两位老朋友终于会聚到一起。他们终于“相逢一笑泯恩仇”。梁漱溟先生去世，冯友兰写下挽词说：“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这一代以中国文化自任的学人走向了“仇必和而解”，只是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新学人们正拿来各自趁手的知识、理论资源，彼此仇恨、漠视、分裂，而丝毫不在意对人性和生命的伤害。在他们眼里，老一代人对毛泽东的言论无足观，甚至无勇敢可言；老一代人的思想创造也失去价值，甚至无学理可言……我们文明的演进艰难因此可以想见；每一代人都自己要从零起步，而不能从上一代那里获得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