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这个令人难以索解的革命变异，何止任芝铭一人发生疑惑，就是他的女婿、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也一度迷失其间。冯友兰曾被视为变节，阿谀毛泽东、江青，海内外士人因此对他失望，进而对他那深入浅出的思想当作没有知识价值或思想含量的东西。

这种家风家教可能是我们这个世俗得烂熟的文明最可宝贵的了。无论是革命世纪，还是改革年代，亦或小康岁月，人们太容易被潮流、主义、概念绑架，或者自以为极崇高，或者自以为极实在的世俗，都参与了时代社会的动乱潮流。但太少有人能坚持一点自己，能坚持一点规矩，乃至理性和激情统一的勇敢。用毛泽东的话，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遗憾的是，太少有人有着这种精神。任芝铭先生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在时代和人生之间……践行了这种精神，一种中道。即个人修养和家国情怀的统一，这种人生大道并非任芝铭个人独有，而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受命之才士、圣贤、将相……们共同践行的，只是在任芝铭先生及其亲人那里展示得极富有个性。

任芝铭先生的父亲是逃荒到河南的贫民，以贩卖青菜为生。虽然穷，却为人正直。卖菜时，发现人家给钱多了，就会挑着担子追，把钱还给人家，不占一点便宜。他的为人准则是：“穷也穷个干净。”虽然穷，却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想办法让任芝铭读书，使任终成为清末举人。

而任芝铭先生的妻子张梦吉家境好得多，却自作主张，看重了任芝铭，因为“我就图他是个读书人”。这种夫妻患难与共的故事今天已经成了我们文明的一个隐喻，郎才女貌，唯美人欣赏才士，唯才士配得上这种心智的女子。张梦吉没有图错，任芝铭也以一生的风骨境界职尽了一个读书人的本分。他们培养的孩子也具备了这种精神，如克明先生所说的，懂规矩后的独立自主。

早年的任芝铭专心治学，不问政治。后来目睹清政府腐败，国难临头，就卷入了中国的革命潮流。他加入了同盟会，任本县支部长。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成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芝铭仍任支部长。1928年8月，任芝铭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开赴江西“剿共”，他愤而辞去该师秘书职务，回到家乡创办了“今是中学”，从事教育工作。他似乎成了一个天生的反抗者，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芝铭又一次投笔从戎，先后任国民革命军豫北师管区司令部参议、十三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等职。在这期间，他多次回家乡新蔡动员有志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并亲自把自己最小的女儿，即任均送到延安。当时，得知任芝铭来到延安的消息后，毛泽东还专门为他举办了宴会，并对他说，任老先生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我们非常欢迎。任芝铭则回答：那边的空气太污浊了，我来延安透透新鲜空气。

1949年之后，任芝铭进入政协、人大、民革的行列。这个革命世纪的仁人志士，一生都寄托给了革命，但在土改时，他主张和平分田，温情良善地对待地主；镇反时刻，他从不主动去检举任何“敌人”。因为他虽然革命，却恪守着一个人的天良、规矩和最基本的常识，不为时世所变易。在三年饥饿时期，他以九十高龄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如实报告农村饥馑遍野之景。他在北京颤巍巍地对女儿任均说:“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甚至宗璞也记得，“外祖父一次来京，那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对我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他忧形于色，那衰老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

任芝铭老人活了整整一百岁。到他晚年，经红卫兵批斗后，他已经看不懂时代的游戏或革命变异了，他向周围的人发出疑问：“是不是政变？”

对这个令人难以索解的革命变异，何止任芝铭一人发生疑惑，就是他的女婿、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也一度迷失其间。甚至今天无数的中国人仍在其间纠结，或自以为看透了革命的本质。

真正走过革命世纪的任均老人没有多少高深理论，她对儿子王克明先生说的是：“咱们要实事求是。”硬要从历史里诠释或演绎出什么理论或学理框架，要历史里丰富的大小人物做理论的小部件，是任均老人做不来也无意做的。用那些习惯于真理在握者的老少论者所谓，她没有成为“两头真”式的人物。但用克明先生的话，“她有一种让人能细细体会的爱”，“伙夫、同事、保姆、老友、马夫、领导，没有区别，一样是朋友，她一样地记忆和怀念。”“唯有实事求是，才能使人不泯灭人性，才能使人有人性之爱。”

克明先生谈及当下时曾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天然地具有不带偏见地批评政府的自由倾向。这种倾向的产生便是缘于社会良心。而社会良心，产生于对利益的超脱和漠视、对公正的崇拜和信仰，还有人性的爱。”克明先生还说，阅读历史，阅读社会分裂的过去时代，得到的经验就是，不培养“仇恨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