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我这九十年》，一时感慨良多。看到媒体介绍，也多是编辑和普通读者们的感受，而少有学者的涉足。可知这样一本平实的口述自传仍为浮躁忙碌的学界忽视，无意领略书中所蕴含的时代社会信息。好在任均老人只想给孩子们留点故事，都没想到会出版福泽于世。

在给克明先生的简短邮件里，我说，从这本书中的角度看，“人生百年之跌荡、权势之更移，都是可圈点的社会教育的好材料；长者之善通过细节表达得极好，不像时下流行者动不动要辩解什么或美化什么。”一种消费型读者希望看到“分析与反思”，只能遗憾“在分析与反思上，并无特别出彩和沉重的地方”，甚至分析说老人“没有强烈的痛感，也就缺乏反思”，说老人“对历史一脸天真”……等等，多半忽略了本书的个人本位或说亲眷之情。

任均老人的亲友中阶级成分之复杂几乎囊括尽了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有无“强烈的痛感”绝非对历史谬托知己者所能领略。只是一个本分的老人永远含蓄而和气，历史的惨烈在积淀中自然开结出至今尚未被当代流行文化思潮重视的花实，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比如老人谈起自己儿时即最好的朋友、外甥女孙维世，那种沉痛、平静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然而老人仍这样说了：“现在的情况是，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

时至今日，还有类似小报文章在说孙维世死时的惨状。这位“红色格格”、周恩来的养女，在“文革”中离奇地死亡，至今仍给了无数文人道听途说、添油加醋的想象机会，如说“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惨死狱中。死的时候，手带镣铐，浑身赤裸，遍体鳞伤。那一年，孙维世48岁。”如说“孙维世也于1968年10月14日瘐死狱中，年仅46岁，据说死亡时浑身上下只剩下一副手铐，颅内被钉进一根铁钉。”……自然，更多地是猜测她跟一些人之间的暖昧关系。只是这些文字多是文人之笔，而少查证谨严的史家之笔。这些加在亲人身上的想象，甚至泼在亲人身上的脏水，任均老人也许并不知道，她只知道“没有任何家人见到过维世的遗体”。

类似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如谈起三姐夫冯友兰先生，“我觉得芝生兄这个人，一脑门子学问，是个真正的学者。他从清华转到北大后，好一阵子不让他教课。有他的课时，学生们都准备着批判这教授。可是，他不论是在逆境里，还是在顺境中，总是那么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样子。我觉得三姐跟他在一起，心也一直很安静。”1977年，三姐病重，“我又去三姐家，带些鲜姜。那时传说姜能止痛，可是定量供应，一家才能买二两姜。”……

时至今日，我们太缺少足够的个体精神的营养，这其中，就有家风家教的匮乏；而任均老人的记忆中，最珍贵的就是亲人之间的温暖、立身处世的规矩礼仪。用宗璞的话，这些最基本的常情常理常识，才是最为重要的。“不是思想型的人，她久经锻炼，仍保持常识，不失常情常理，从无肃杀教条之气，实可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