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是淮安人，虽然自幼离家，转战全国乃至东瀛西欧，却始终酷爱淮扬风味，尤喜清炖狮子头。在他看来，各大菜系中，唯淮扬菜能兼容各地之长，适应海内宾客的口味。于是自1949年开国第一宴始，淮扬菜就成为国宴的基本配置，四菜一汤的规制，也自那时延续至今。

周总理定下的规矩，对四川老领导来说，就不见得是好事情了。于是1959年，在朱德、陈毅等川籍老帅提议下，周恩来总理批准并亲自定名创办四川饭店，店名由乐山人郭沫若题写，作为服务川籍领导的高档会所。饭店日常运营由四川省委办公厅负责，大小事都得由“西南王”李井泉亲自过问，规格之高令人瞠目。不过也因此，四川饭店在文革时被冠以“大走资派串联的裴多菲俱乐部”、“李井泉的情报站和联络站”的恶名。

而茅台声名鹊起，更是总理一手扶持。民国时，贵州地处内陆，又是地方割据，土陶坛子装的粗酒，根本入不了国民政府大员的法眼。那年月，蒋委员长家乡的绍兴黄酒和法国香槟才是正宗，即使后来退守台湾，绍兴酒也跟着横渡海峡，在台湾埔里落地生根，现在还是台湾当局的宴会用酒。

周总理之所以钟爱茅台，除个人口味之外，大概与红军长征有关。据说抗战末期，周恩来在重庆曾经对作家姚雪垠说：“1935年，我们长征到茅台镇时，当地群众捧出茅台酒来欢迎，战士们用茅台酒擦洗脚腿伤口，止痛消炎，喝了可以治疗泻肚子，暂时解决了我们当时缺医少药的一大困难。红军长征胜利了，也有茅台酒的一大功劳。”也许正是茅台的“革命贡献”，奠定了它的尊贵地位。但平心而论，很多人并不习惯茅台酒浓烈的酱香气，就连颇能品鉴美酒的金正日将军，都曾经表示：“茅台酒虽说是中国的国酒，但从香气上来说，我还是喜欢五粮液。而如果不从酒的香气说，我则喜欢二锅头，而且是红星二锅头。”有了金正日这番话，驻朝使馆宴请朝方或是送礼时，用的也常常是二锅头。 （南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