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好心救人却反被诬陷的事件越来越让人不敢再施救，而这一窘境或将在深圳得以解决。昨日，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了《深圳经济特区助人行为保护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拟通过引入无过错推定和责任豁免原则等方式保护救助人，阻止“见义不为”的冷漠人性蔓延，防止“恩将仇报”的不当索赔轻易成功。（2月25日《南方日报》）

见义勇为是一种被世人称颂的美德。但是，见义勇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见诸报端。如果把见义勇为放置到特定的场景当中，它会变得复杂而纠结。利益驱动下，道德的缺位一次次让挺身而出的英雄寒心。一个老人跌到了，伸手扶起了却扶了个“债主”，我们伤不起。笔者以为，见义勇为英雄的善举不容诬陷。这是因为讹诈见义勇为的英雄首先是一种犯罪。唐《永徽律》规定：“诸诬告人者, 各反坐。即纠弹之官, 挟私弹事不实者, 亦如之。”诬告，虽不一定“反坐”，但一定要受到惩罚。古巴比伦就很重视对诬告的惩罚。《汉漠拉比法典》第一、三条规定诬告杀人和诬告一般犯罪，一律处死。

对见义勇为这一英雄行为，我国历来都很重视和鼓励。《周礼 秋官 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在唐朝，“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在清朝，“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与之相反，“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唐律疏议》。

郁达夫说：“一个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群体。”对“见义勇为”不该纠结于“该不该扶”这一浅显的道理，而是该如何避免见义勇为的英雄“流血又流泪”。俗话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是更高层次的法律。”道德层面的讨论固然可以唤醒起一部分人的良知，但良知终究是看不见又摸不着的，这个时候法律就该站出来伸张正义。一项近4000人参与投票的“你赞同严惩诬陷见义勇为者吗？”的网调则显示，96.4%的投票者“赞同，严惩诬陷见义勇为者可弘扬社会正气”，而“反对，很多事件真相难以还原容易误伤无辜者”或“无所谓”的投票者仅占到2.7%和0.9%。恩格斯说：“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所以，要让善良人毫无心理负担地去见义勇为，法律应当及时出场，既守住人的道德的底线，也守住见义勇为者心底的最后温暖。

让法律闪耀着道德之光，法律方能不令而行，也惟有道德擎起法律之剑，道德方能大行其道。见义勇为立法，不仅在于使见义勇为者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通过个人的保护还可增强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有了安全感，见义勇为就能够更多、更好的体现出来。所以，立法保护见义勇为的英雄，关键是要依法严惩讹诈见义勇为者。对栽赃诬陷或打击报复见义勇为人员的行为，由有关机关予以训诫或者责令悔过、公开赔礼道歉；涉嫌敲诈勒索的，由公安机关予以罚款或行政拘留；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同时，以法律倡导道德，引导民众树立更高的道德要求。国外有些地方就有这样的规定：只要你是助人为乐的，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哪怕是救助别人，救助不到位，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最后也是免责的。惟有如此，面对罪恶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人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王可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