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悔过书”写好后，黄金荣又亲自送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军管会处，由军管会首长粟裕和副市长盛丕华接见训话。据陪同黄去的陈翊庭回忆说，他们退出下楼后，陈忽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于是叫黄在门口等待，他匆匆上楼去取。及陈再次下楼时，黄已不在，各处遍找无着。原来，黄恐生变故，急不可待的独自一人回去了。

在悔过书中，黄金荣简述自己的生平，历数自己的历史罪行，自称要“自首坦白”、“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云云，最后还说：“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但查诸原件，黄的悔过书却有两份，且都有他的亲笔签名，一份与公开发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则出入较大，多有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但对了解黄的某些历史经历也有参考价值，不妨简单地介绍一下。

黄在这份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悔过书中，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到了“孤岛”沦陷时，他也没有落水做汉奸，说：“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总之，尽量为自己涂脂抹粉，然亦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黄金荣又处处诿过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主，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悔过书公开见报后，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异常敏感。他不知道这位老兄弟会说些什么，于是叫万墨林快去找来当地报纸，他要仔细看一看。

这时，杜月笙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他半躺在床上，接过报纸，便看见万墨林已经用红笔钩出了标题：“黄金荣自白书”，刚想接下去看，胸中却感到有些闷气，脸色立时显得苍白。万墨林见状，马上接过报纸读了一遍。

杜月笙微闭双眼，仔细听着，但未发一言。少顷，他睁开眼睛，说：“依再读一遍。”

万墨林坐在床边，又从头读起，当读至1927年四一二这一段时，杜月笙仿佛非常紧张，叫“停”了几次，叫万墨林慢慢读。听罢，杜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我懂了，我懂了。”

原来，黄金荣写的这份自白书，述及四一二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将镇压工人运动的总头子蒋介石及虞洽卿、张啸林等人都点了名，独独没有提到当时最“风光”的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这决不是黄金荣故意隐瞒事实，为他两肋插刀，这个老于世故的把兄卖他还来不及呢！无疑，其中必定另有蹊跷，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共在发出某种信息，既往不咎，欢迎他回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杜月笙是何等样人，自然心中有数，所以才会发出“我懂了，我懂了！”的独白。

自此以后，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至少一再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去台，而时时萌动回大陆的念头。黄金荣即使死了，也是死在上海，死在故乡，叶落归根啊。

黄金荣的自白书，竟然会对杜月笙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恐怕是黄本人始料不及的吧。事实恐怕也是如此，黄金荣第一份自白书交上去后，竟未获通过，修改数遍，直到军管会点头，才重新誊抄了一份，就是公开见报的那一份。

而那时，潘汉年等人对杜月笙的统战工作，正紧锣密鼓，黄金荣的自白书无疑是重要一环。

但在上海，黄金荣的日子很不好过，至少他自己感到生命正在逐渐枯萎。

悔过书公开登报后，广大市民不仅不予认同，反而更加激愤。黄金荣惊恐万分，闭门不出，整日里提心吊胆，只好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念头，坐在家里准备束手待“毙”。身体状况也愈加差劲，坐在太师椅里，臃肿的身子几乎站不起来，站起来也挪不开步子。加上媳妇李志清卷款逃往香港后，家中的开销都成了问题，惊怕之外，加上气急，使他本已衰弱不堪的身体和精神防线受到沉重打击。这样拖了近两年，他终于一病不起，再也没有爬起来。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进入弥留状态，由附近的永川医院派一名护士前来，给他注射强心针，但亦无效，于当天上午停止了呼吸，终年86岁。

据当地公安分局在黄死后报告：“查黄金荣现年86岁，上海著名的大流氓，收有门徒万众，本区大世界、共舞台、荣金大戏院皆是他的产业，当他于20日死时，大世界经理杭石君即报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请更换大世界负责人姓名，以后便由黄金荣的得意门徒陈福康为主办理丧事，计有马筱峰、陈荣富、陈昌良(荣金大戏院经理)、沈茂贞、汤融、严兴林、毛政纪、顾德昌、钱福林、陆正崇、朱文伟、陈益亭、王世昌、庄海宁、杭石君、陈荣炳等17人前来销声匿迹地看不出动静地治丧。尸体于22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晚在钧培里一号黄金荣住宅中，备有九桌酒席，治丧过程中除上述得意门徒17人前来外，别无其他动静。”

黄金荣死的那天，有人在复兴公园后门的一块黑板上，写了“黄金荣倒了”五个大字，令人寻味。

杜月笙魂断香港

杜月笙杜月笙，改名镛，以号行。上海浦东人，1887年生。1903年在上海水果行当学徒，1911年参加八股党，成为上海滩三大亨之一。后任上海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1927年组织中华共进会，配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1934年后历任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等。抗战爆发后，曾协助军统从事情报、策反、暗杀活动。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

1949年4月27日夜晚，上海解放前夕，黯然神伤的杜月笙包了一艘荷兰轮船“宝树云”号，携妻妾、子女、朋友、随从数十人，逃离上海，到香港避风。

杜月笙到香港后，租住坚尼地台18号底层，这是由他的一个门生替他租下的，仅三房一厅，比起上海华格臬路杜公馆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他整日蜗居于此，几乎是足不出户。

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病复发，大概是一路劳顿，受了风寒，加之心情不好所致。一代大亨的最后岁月，基本上是在床笫之间度过的，有时甚至靠吸氧气维持，到了后来，神经衰弱症、心脏病和下肢偏瘫接踵而至。

有人劝杜月笙找名医来诊治，他会幽幽地说：“老实讲，若我今日仍在上海，不会如此的。”

经济上，杜月笙也极为拮据，因为在香港不比上海，他赖以发迹的、上上下下的社会基础一旦失去，就无从呼风唤雨了。他来港前，将上海东湖路附近的一幢洋房卖给美国人，得45万美金，在香港就是靠这笔钱开销。但杜府上下人口众多，花费很大，每月总在6万左右，毕竟是大亨，人来客去场面还是要应付得过去。

在香港杜府，整日价忙忙碌碌侍候杜月笙的，是姚玉兰和孟小冬两位。姚是杜的四太太，名伶孟小冬此时尚无名分，只是与他同居有年，她随杜月笙坐船来香港后，始终体贴入微地照料他，给了杜月笙莫大安慰。

杜月笙与姚玉兰

孟小冬原是在上海唱红的京剧名角，人长得很漂亮，年轻时在北京曾一度跟随过梅兰芳。后来潜心向余叔岩学戏，得其真传，并世无第二人，被誉为“冬皇妙音”。

孟小冬与杜月笙同居之后，再未登台。到香港后，为给杜月笙解闷，小冬常教杜月笙学戏，杜也以此为乐。不久以后，杜月笙与孟小冬正式结婚。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体略有好转，甚至还扔掉了轮椅、拐杖和氧气瓶。逢天气晴朗之际，还常在家人陪伴下出外散步。一次，路过钱新之家门口，还登门拜访了他，并共进午餐，使这位老友不胜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