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江青却是另外一种态度。江青参加江西会议次数不是很多，但在解决江西路线问题这样严肃的会议上，表现得很不严肃。张春桥则极尽逢迎巴结之能事。

有一天上午的会议，政治局成员中江青和张春桥出席。按惯例，我们仍将会场准备在第二会议室。江青和张春桥进入会议室，还没有说开会的事，江青就提出：“这么大的会场，空荡荡的，换个小点的地方嘛。”

张春桥马上点头哈腰地从第二会议室出去，亲自找会议楼的工作人员带领他选择另外的会场。不一会儿，张春桥回来招呼大家换会场。他选定的是第二会议室往南，窗户同样朝东，没有沙发，只有会议桌和椅子的一间小会议室。

大家搬过去就位后，开始发言。江青说房子里有风，张春桥马上站起来，跑到窗户前查看何处漏风。他没有发现漏风的地方，说可能是窗户的朝向问题，便让会议楼的工作人员再次领他去找窗户朝南的房子。张春桥找好后，返回来带领大家再次换会场。

转移到第三个会场后不久，江青说她还没有吃早饭。张春桥便出去让服务员找厨师为江青备餐。不一会儿，服务员将饭送来，江青不肯在会议桌上当着大家的面吃，张春桥就陪她出去另找吃饭的房间。江青吃完饭后，不想返回大家等候她的这间会议室了，张春桥又招呼人们换到江青吃过饭的地方。人们跟着张春桥过去一看，还是江青认为“有风”的那间会议室。就这样，会议室的数次搬迁，加上江青吃饭，折腾了约两个小时，上午的会基本上没有开成。当时，我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出现张春桥在别的场合飞扬跋扈的情景，与他当天对江青阿谀奉承的奴才相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张春桥在江西会议的简报上给江青写开脱“证明”

江西会议正式开始后，程世清首先作检查发言，大家听了很不满意。他连最起码的一些事实都没有交代清楚。比如，程世清陪林彪从九江上庐山，是否与林彪坐在一辆车内？周宇驰1971年8月驾直升机去汕头找林立果，路经南昌时与程世清是否接触过？

那天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参加了会议，他们询问这些情况时，程世清总是以“记不清了”搪塞。比如，他说“接林彪上庐山，我是坐的我的车呢，还是坐的林彪的车，实在记不得了，你们可以问问我的司机，他应该记得”，“周宇驰到南昌的事，我怎么就没印象呢”。

我们作记录的人员看到这种场面，也感到着急。李先念事先曾跟我和小许说：“你们对会议的开法，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可以提出来。”于是，我把“九一三”事件以后参加总政工作组，进驻空军三十四师期间，副师长王焕今向我们详细交代的他陪同周宇驰（王是带周宇驰学直升机的教练），驾驶云雀直升机在南昌会见程世清的情况，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李德生。

李德生宣读了王焕今交代的情况后，程世清当即交代了他那次会见周宇驰的经过。在当天晚上举行的没有政治局成员参加的小组会上，程世清一口气把他与林彪及其党羽的来往情况，比较详细地讲了出来。

第二天，在有好几位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会上，程世清作了进一步的交代检讨，我们在简报中作了反映。当天午夜，江青却在这期简报的传阅草稿上批了“造谣”二字。工作人员都很紧张，折腾了半夜又半天，才使风波平息下来。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按照当时中央对会议简报出台流程的规定，我们草拟的简报初稿，会议召集人签署后，先呈送中央办公厅，初审通过后排印出清样稿，再送当天出席会议的每位政治局委员过目，无异议后才能定稿印刷发出。江青参加了当天的会议，所以这期简报清样稿得送她过目。午夜时分，她审阅时，在一句话的下面画了一道横杠，打箭头到一旁，恶狠狠地批了“造谣”两个大字。

传送稿子的工作人员不敢怠慢，马上报告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东兴星夜赶到京西宾馆，询问了一些情况后，安慰我和小许说：“江青同志不是说你们写简报的同志造谣，是说程世清造谣。上班以后，你们找春桥同志问问，在庐山的那天会上，这句话江青同志到底是怎么说的，春桥同志那天参加了华东组会议。”

程世清在检讨到关于他在庐山会议华东组会上，表态同意华北组第六号简报的意见，拥护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说：“那天，江青同志在华东组会上，本来就明确指出，宪法上如果写上设国家主席，有人就会伸手，但是我还执迷不悟……”江青否认她说过“有人就会伸手”的话，指责是程世清“造谣”。汪东兴让我们找张春桥，核实的就是这句话。

上午上班后，张春桥在京西宾馆参加浙江会议。小许因害怕张春桥，就让我去问他。我将简报清样稿中江青批有“造谣”字样的那一页纸翻到上面，进到第二会议室，绕到张春桥坐的沙发背后，一面把简报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一面凑近他的耳朵说：“东兴同志请你回忆一下这句话的情况。”

张春桥没有回头看一眼找他的是谁，便拿起简报稿子看了一会儿，又翻了翻前后页，拿起笔在简报前页纸的空白背面，写了两行字，大意是：江青同志那天没有说过“有人就会伸手”的话，她是说如果设国家主席，就会有人觊觎。

张春桥否定了江青说过“有人就会伸手”的话，起到为江青开脱的作用。但是，我觉得从张春桥写的全文看，并不能说明程世清是凭空捏造，即“造谣”。因为“觊觎”一词有希望得到（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的意思。在简报上怎么处理这一情况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我想出一个办法，小许也表示了同意。我把程世清的原话保留不动，在江青打了横杠的字后面加一个括号，里面写上“春桥同志注：”，在冒号后面，原封不动地引入张春桥写的那段话。这样等于是让张春桥在此给江青写了一个“证明”，即江青那天说的话，不是“有人就会伸手”。简报稿作了这样的处理后，即报送给汪东兴，之后没有人为此事再找我们。

张春桥在军委办公会议上突然夹起皮包要退席

张春桥成为中央军委领导机构的成员，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时，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并确定张春桥为办公会议成员。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文件。文件中称：“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军委办公会议成立后，办公地址设在景山西边的三座门。1973年3月，我随总政治部赴昆明军区工作组组长、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到三座门会议楼一层会议室汇报工作。魏伯亭带着打印的《汇报提纲》准备汇报时，张春桥忽然从沙发上跳起来，夹起皮包，用食指指着魏伯亭手里的《汇报提纲》，怒气冲冲地大声吼道：“你是不是要念稿子呀？你要是念稿子，我马上就走！”

张春桥的拙劣表演，使与会者都目瞪口呆。片刻之后，叶剑英出面圆场说：“魏伯亭同志，你就抓住主要问题说吧，一些具体数字我们看材料好了。”

魏伯亭是从全军优秀的军政治委员中选拔到总政工作的。他政治工作经验丰富，思路清晰，经过各级政治主官岗位的锻炼，口才不错，下部队检查工作的情况，不用稿子也可以讲清楚。但是，他这次带工作组去昆明军区，周恩来和李先念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要顺便调查一下贵州的“抓革命促生产”情况（贵州省在昆明军区管辖范围内），重点是了解贵阳钢铁厂的生产恢复情况。

总政工作组从昆明转到贵阳后，除了对贵州省军区系统的“批林整风”运动进展情况进行调研外，魏伯亭还带一部分人在贵阳调查，并派出一个小组到遵义地区调查了解“支左”部队在地方“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这对工作组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搜集的很多资料，特别是一些具体数据，凭脑子很难记清楚，所以我们为其整理了一份材料。

叶剑英指示后，魏伯亭把《汇报提纲》丢在一旁，开始汇报。坐在后排的我一面听着汇报，一面看着《汇报提纲》，发现他汇报的内容与原来准备的材料基本上一致。汇报中间，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插话询问一些情况，张春桥则一言不发。这大概是他对“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不感兴趣，加上会议开始时的火气尚未消除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