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李大章和会议期间由广州军区调任成都军区的政委刘兴元担任召集人。四川来京全体人员，在开会前和会议结束时，两次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率政治局全体成员集体接见；中间每天的会议，一般都有政治局部分成员轮流参加，少则二三人，多时四五人，到会次数较多的是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等；其间，周恩来临时安排了一次范围较大的接见活动――除参加四川会议的全体人员外，还有广东、广西、湖南三省区和广州军区的领导人。

3月15日晚饭后，小许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说周恩来晚上10点以后要到京西宾馆接见四川省和中南三省来京的同志，请会务组安排会场。我让小许请示作不作会议记录，因为那时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均使用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印制的记录本，每本50页，每一页都编有序号，封面上印有该记录本的使用会别、起止时间、编号、记录人的姓名等，特别正规。如果要作记录的话，我们去会议室时就必须把记录本带上。经中办请示周恩来，不用作记录。

晚上10点，我们请参加接见的领导同志，到京西宾馆会议楼的第二会议室集合。中共中央领导人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华国锋等也陆续到达。等到午夜过后，周恩来才忙完别的事情赶到京西宾馆。此时他还没顾上吃晚饭，进入会议室同大家一一握手后，让会议楼的服务员转告厨师给他准备晚饭。饭送来后，周恩来坐在茶几前边吃边说，寒暄一阵后，向大家宣布了一些人事安排。接着，周恩来比较详细地谈了“九一三”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间有人插话问：“为什么不把飞机打下来，叫他跑出去了？”周恩来说：“林彪是副统帅，我们手里没有现在的这些材料，打下来怎么交代？”他用手指朝着会场四周的人来回点着问：“你们哪一个人当时敢下这个决心？”之后，周恩来接着回顾了中共历史上的历次路线斗争。越谈兴致越浓，从凌晨1点一口气谈到4点半，谈了3个半小时。

我从周恩来开始寒暄的语气看，感觉他可能要谈一些重要问题，所以顺手从会议桌里取出一些32开大小的便笺纸，私下里记录了他这次谈话的要点，至今保存完好。

那么，张春桥在四川会议上，为什么会为放电影的事情责令我和小许写检讨呢？

3月24日，四川会议的议程进行完毕，会上通过《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后，有几位同志向我和小许提出看电影的要求。我们请他们提个影片名称，大家提了《乔老爷上轿》等七八部。小许问我选哪一部，我说按官职大小选，谁官大按谁的意见定。于是就按刘兴元的意见，确定放映《王熙凤大闹宁国府》。这部影片我和小许都没有看过，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但可以肯定是一部“封存片”，得写报告经一位政治局委员批准，才能到国家电影局取片子。

我和小许都觉得李先念“好说话”。于是，我俩给李先念写了借用影片的报告，他立即批示“同意”。当天下午，从东郊地下仓库里将影片借回。

吃过晚饭天黑后，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刚开始放映电影，中央办公厅来电话通知说，周恩来和政治局同志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四川会议人员。四川的同志虽全部撤走了，但电影不能停映，因为场内还有五名观众，其中一人是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当地部队军事首长熊某。

熊某与另一位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当地部队政治首长南某，几天前来到北京，准备参加政治局召开的浙江会议，也住在京西宾馆。中央办公厅委托四川会议会务组代为照料他们。我和小许觉得南、熊晚上没有事干，可以看看电影。小许通知他俩后，南是浙江省的第一把手，在浙江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没有心思看电影，只有熊前往观看。

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通知小许，张春桥和姚文元上午9点要到京西宾馆接见南、熊，让做好准备。8点30分以前，我俩到会议楼布置好会场，然后下楼在礼堂后院等待他俩的到来。不一会儿，张、姚共乘一辆红旗牌轿车来了。我俩将他们引入会议室后，张春桥看到我们带着会议记录本，便说：“不作记录，你们回去吧。”

我们回到主楼11层住处后，以为上午可以轻松一下了。小许守电话，我下到一楼小卖部购物。东西还没有买上，小许便拿着记录本急匆匆地往会议楼赶，一面紧走一面朝我喊：“老刘，叫呢！”我说：“你先去，我赶紧回去拿记录本，戴帽子，随后就到。”我上楼取了东西，赶到会议楼，按下电梯按钮等待上楼时，电梯从楼上下来，门一打开，小许从里面出来了，让我回去。我从他的脸色看，估计是出什么事了。到11楼后，小许才说：“他们追问昨晚的电影是谁让放的，质问放这种‘封、资、修’的电影，与‘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关系，对解决四川问题有什么帮助，你们知不知道这是部香港出的电影，是禁止看的！这个问题很严重，你们要写出深刻检讨！”

小许出了会议室，从在走廊里休息的秘书和警卫人员口中，才知道是熊某告诉张、姚二人的。原来，我和小许从会议室里退出后，张春桥在谈正事之前，问南、熊这几天都干什么事了。熊说：“昨晚看了场《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的电影，乱七八糟的，什么玩意儿嘛！”

最后，由我俩签字送上去一份检讨书，大意是：由于我们学习不够，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又缺乏文艺方面的常识，不知道电影《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是哪里拍的，演的是什么内容，更没有与路线斗争和解决四川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只是觉得四川来京同志紧张地开了近一个月的会，很辛苦，精神上应放松一下。我们听说有这样一部逗乐的影片，就自作主张盲目地借来放了。四川的同志基本上没有看成，刚看了个头就去人民大会堂了。我们诚恳地接受首长的批评，认真吸取教训，保证今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午饭前，张、姚还没有离开京西宾馆，小许把检讨书送给他们的秘书。后来小许告诉我，他听钓鱼台的某秘书讲，我们的检讨书，张、姚看过后，转送给了江青。

张春桥在江西会议期间逢迎江青，反复折腾换会场

1972年3月下旬，四川会议结束后，政治局接着召开了江西会议和浙江会议。我和小许负责江西会议的会务工作。

江西会议主要是解决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清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揭开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会议开始指定的牵头人是程世清，但他除了在我们每天写的会议简报上签字外，其他行政方面的工作都由省委副书记白栋材具体负责；文字方面的工作由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黄知真负责。会议进行到后期，中央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来京接替程世清担任会议主持人。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在政治局集体接见参会人员时指示，会议首先要安排一项议程，就是与会全体人员集体参观毛家湾林彪住所。周恩来说：“程世清同志，明天你到毛家湾看看，林彪的住所是否像你《在林彪副主席家做客》文章宣传的那样，为了坚持艰苦朴素，用煤球炉子取暖……看看你们江西给林彪制造的水陆两用汽车。”

第二天上午，我和小许事先进行了到参观现场后的分工，我负责参观队伍的收尾工作，防止有人掉队；小许专门跟随程世清，观察他在参观中的情绪变化。整个参观过程中，程世清的情绪十分低落，特别是看到院子里停放的水陆两用吉普车时，表情很不自然，随后就径直走到停车处，一屁股坐进车内，靠在车座的后背上，仰头闭眼，连续骂了几声。程世清的这些表现，我们不能写在简报里，因为简报需要由他签发，所以就用我和小许的名义，写了一份《情况反映》的手抄件，呈送上去。

后来，又陆续有些事情需要用这种方式向上汇报，当我们第三次写时，觉得应该编个号，以免忘记送的次数，于是就编了个“第三号”。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志大概觉得我们这次反映的情况比较重要，就送给了毛泽东参阅。毛泽东看到这是“第三号”了，提出要看第一、第二号。因毛泽东索要前两次《情况反映》，中央办公厅通知了小许，说今后的《情况反映》，每次都要呈报毛主席，并发政治局成员，要改成铅印。

我和小许开始手写的《情况反映》，每次也就两页纸，内容单一，竟然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对江西会议是很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