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红十字会日前成立的社会监督委员会中，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担任社监委主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担任副主任，王振耀、白岩松等15名各界知名人士担任委员，引人关注。

当今提及红会，不得不说郭美美。她让红会公信力急剧下降，接受的捐款数大不如从前，甚至于献血这与红会挂钩的事，也受到影响。自然，将一切归罪于郭美美，是荒谬的，一切的根源仍在于红会本身的机制设置。

当红会公信力不断下降，甚至成为网友不断调侃的笑料时，红会要重建公信力，的确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红会来自这方面的努力，也并不少见，较之于从前，已有不小改进；另一方面，红会一直在“求社会监督”，也在自我完善监督体制，就如当前红会的监督委员会，上一届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这一届，几乎全是知名人士，而且涵盖甚广，这可谓不小的改进。

但是，即便红会努力了、前进了，其依然难以让公众满意，继而重树社会公信力，只因其机制设置落后公众期待甚远，一则，透明机制虽已设立，但仍然漏洞百出，这更加剧了公众的质疑；二则，此次监督委员会虽然是名人了，但名人并不等于强有力的监督，更何况，这背后尚有诸多不明之处，如为何选择这些名人？这是如何邀请的？有没有经过选拔过程？如果没有，那算不算“内定”？如果是“内定”的人选，又如何代表社会监督？

此类疑问，挥之不去，毕竟，红会监督委员会选拔过程的“暧昧”，已经让公众对监督委员会的期待减损大半。更何况这监督委员会还是2009年建立的，如今正好是换届时机，前三年作为寥寥，如今换成“内定”的名人，就期待有180度的转变，的确难以让公众抱有极大的期望。

要拯救红会的监管，仍需从选拔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开始，这里的委员，需要的不仅仅是名人和专业人士，而是要通过社会选拔出来的，对监督红会有着极大热情与责任感的人。如果，仅凭红会自己邀请、内定，这样的监督委员会恐怕仍是“自我监督”。龙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