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西学东渐，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堂，以读经讲经为要义的传统语文教学开始有了波澜。

先是民间学者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在第一次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藉由逐渐传入中国的语法理论和课程理论，开始借鉴外国的经验，尝试编写新的蒙学语文教材。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叔逵等编著的《蒙学课本》堪称开山之作。

紧接着，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受到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的冲击，面对八国联军侵华的巨大创痛，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开始废科举，兴新学，重新厘定教育宗旨，改革教育。1902年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标准》（癸卯学制），就是这次改革的产物，从中也可以看到语文教育的新发展。前者规定：蒙学堂设有字课、习字、读经；小学堂中的寻常小学堂设有读经、作文、习字，高等小学堂在此基础上加设读古文词；中学堂设有读经、词章。后者规定：初等小学堂设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字（识字、读文、作文）；高等小学堂设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包括读文、作文、写字、习官话）；中学设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读文、作文、写字、中国古今文章流别及文风盛衰等）。我们从这两个学制的规定中可以看出：《钦定学堂章程》将字课、习字、作文、读古文词等与读经剥离开来，单独设课，赋予了语文教学与传统不同的新的现代意义；特别是《奏定学堂标准》分为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字或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学两大课程，既是精细化的剥离，更为语文教育的学科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初具科学化的“国文”课程

时间推移至民国时期，这是思想大发展、文化大变革的时代，语文教育开始逐渐脱离封建教育的樊笼，往科学化方向迈进。

1911年10月中华民国成立初期，政府在教育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将清政府的学部改为教育部，将小学堂改为小学校，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在课程上废除了‘读经讲经’科，等等。在教育改革观念的推动下，语文学科也有了统一的称名，小学和中学统称为“国文”，但是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有别。1912年制订的《小学校教责及课程表》对国文科的规定是：

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

初等小学校，首宜正其发音，使知简单文字之读法、书法、作法，渐授以日用文章，并使练习语言。

高等小学校，首宜依前项教授渐及普通文之读法、书法、作法，并使练习语言。

1912年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则规定：

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其智德。

国文宜首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作实用简易之文，兼课习字。

这个时期，中小学虽未涉及“白话”“国语”一类的概念，但都提到“普通语言文字”，昭示着语文学科正在摆脱文言的桎梏，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语言使用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