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之因，科举制度的合理反思

　　长期的封建统治时期，我国社会呈现出一种精英治国体系，这种精英以掌握儒学经典的士阶层为主体，形成了士绅结合的国家治理结构。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有效地促进了社会流动，使得底层耕读家庭走入统治阶层从而获得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在社会伦理和家族众望的双重压力下，无数传统儒生形成了“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畸形心理，风雨兼程走向科举路。少年时代受旧学濡染的梁启超也有着旧学知识分子的科举情怀，但是这种情怀很快就在西学的冲击下粉碎，也使他对科举的认识出现了第一次转变。

　　鸦片战争以后，丧权辱国之条约接踵而来，亡国灭种之忧患困扰着无数国人的心。回想雄视宇内之先人，感慨积贫积弱之今日，梁启超将“废科举，育新民”作为欲挽清廷于颓势、救黎民于水火的良方。其实，科举革废之争自科举诞生之日就时有耳闻，梁氏倡废科举的言论是在清季学人对科举激情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清一代，先有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明末硕儒以经世致用之学攻击八股之弊，后有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对改革科举、选拔西学人才的美妙幻想。洋务运动以来，西学逐渐为国人所知，之后，陷天下无数知识分子于无用旧学的科举成为批判的焦点。

　　科举废止以后，随着梁氏对西学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各种社会反映的进一步显现，他的科举观实现了从倡废到倡复的过程。就科举制度本身来说，只是延续千年的选材古制，本无善恶，用之行善，则为善制，用之作恶，则为恶制。从制度变迁的过程来看，科举制在开放性、主动性和公平性方面比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有着无与伦比的绩效优势，对此梁氏已作简要阐述。但是，明代以降，以八股取士，内容限于四书五经，截搭之题层出，坊间时文如海，士子沉溺其中于他学不顾。清入主以来，《圣谕广训》加入科场，科场作为政治奴隶的地位更加明显，积弊更深，终于湮灭于历史。近代以来，重新评价历史，为科举平反之声不绝于耳，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就认为：“科举考试西传欧美，实为中国对世界文明一大贡献，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来说，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美国华人学者邓嗣禹在考察了70多种西方有关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文献以后，得出结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被介绍给了外国，为西欧各个国家所采用并得以逐步适应他们自己的特点”。欧美国家在吸收科举制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合理内核后，形成了现代高级文官考试制度，开辟了政治发展的新纪元。

　　今天，在我们重新理性地认识科举制度的时候，作为清季著名学者的梁启超，他一生科举观转变的历程，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清季科举革废的历史和清季学人的科举情怀。可以说梁氏“科举观”的转变始终伴随着他对西学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表现为从传统儒生到维新健将，最后思想融合的过程，也是梁氏试图从教育角度改造中国的尝试。在一定意义上，无论是倡废科举还是倡复科举，均显示出他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价值观念的自我冲突与在矛盾中的艰难抉择。

　　（作者陈祥龙 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