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将自己当罪人写”

　　沈从文先生曾说过：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是经验之谈，浅显，但管用。浅显而管用的话，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我改之为“盯着人写”，意思与沈先生差不多，但似乎更狠一点，这是我的创作个性决定的。

　　《蛙》出版已近两年，期间多次接受过媒体采访。许多人也曾问我：这部小说到底是写什么？我说：写人。写“姑姑”这样一个从医50多年的乡村妇科医生的人生传奇，她的悲欢与离合，她内心深处的矛盾，她的反思与忏悔，她的伟大与宽厚，她的卑微与狭窄。写出她与时代的和谐与冲突，写出她的职业道德与时代任务的对抗与统一。写的看似一个人，实则是一群人。

　　《蛙》也是写我的，学习鲁迅，写出那个“裹在皮袍里的小我”。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写它人，写外部世界，这一次是写自己，写内心，是吸纳批评，排出毒素，是一次“将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

　　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容易，揭露自己的内心阴暗困难。批判他人笔如刀锋，批判自己笔下留情。这是人之常情。作家写作，必须洞察人之常情，但又必须与人之常情对抗，因为人之常情经常会遮蔽罪恶。在《蛙》中，我自我批判得彻底吗？不彻底。我知道。今后必须向彻底的方向努力，敢对自己下狠手，不仅仅是忏悔，而是剖析，用放大镜盯着自己写，盯着自己写也是“盯着人写”的重要部分。

　　毕飞宇：尊重局限，尊重节制

　　如果没有《推拿》的写作，我想我没有机会去探讨局限的意义。是的，局限是有意义的，人类文明的进程早已经说明了一件事，文明之旅是感官的解放之旅，文明之旅也是感知的发掘之旅。然而，无穷无尽和无休无止的发掘已经伤害了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尝试着用我们的感官去求证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是苍凉的现实，也是当代性留给我们的窘境。我没有想到我能从一大堆盲人朋友的身上看到生命的静悟与淡定。静悟、淡定，这是人性之美，可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更是东方之美，它一直在那里，在等着我。当盲人朋友的身影和我渐渐重合的时候，我懂得了什么才是我所渴望的当代性，那就是尊重局限，尊重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