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于中华文明的重生

　　“自信”而“自省”，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又一重要特点。20世纪的中国文学颠覆过传统，批判过社会，有过呐喊有过彷徨，有过钱玄同的“废除汉字”、有过鲁迅的“铁屋子”中的挣扎……20世纪的中国文学“自信”而“自省”，自信来源于对自我的认知，“自省”也是一种自信，一种对自己民族文化走向未来的信心。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自省”中成长，同时在“自省”中有所坚持、有所肯定，肯定自己，肯定悠久的中华文明。

　　20世纪中国文学有着几千年文学的积淀，又有面对世界的广阔视野，这使得它完全敢于尝试，敢于在历史的中轴线上不断调整自我，反省批判缺失，这就是一种自信。中国作家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从传统中来，更需要在与传统的磨合中向未来走去。姑且不说章太炎的“自贵其心，不在依他”，那旨在将东方的思想精髓用于社会制度的想法，就连最具批判精神的鲁迅，其思想与传统儒家也多有相同相似之处，且鲁迅也曾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写出《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研究论著。“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既批判传统，以“活文学”取代“死文言”，却又“整理国故”，以现代科学方法重新审视过往学术，“为真理而求真理”，对中国思想文化界有着深远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批判自我，但从不是放弃自我，它在批判中重生，更在批判中坚持“自立”。

　　当我们翻开当代阿城的《棋王》、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爸爸爸》，这些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作品，它们到底在寻找什么，这个根又是什么呢？寻根文学的出现当然有着很复杂的原因，包括受到像“拉美文学大爆炸”等的影响，但是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80年代的作家开始认真思考自己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所在。我们的传统不论是民间的或是正统的，都曾给我们带来过很多启发，也有很多困惑，但是想要真正地解决困惑首先就是回到传统、了解传统。只有了解传统，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当下。当代作家不断地调整自我创作方向，不断地尝试多种创作手法，不断地在传统与现代间穿梭。像余华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就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先锋文学创作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阶段。其实对于余华而言，90年代的放弃先锋写作姿态，回归现实的土壤，“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真不见得就是一种妥协与倒退。在文学创作日趋边缘的90年代，也许更为扎实、更贴近现实、更接近民间的某种文明的文学创作更容易引起民众的注意，激发他们的悲悯情怀。文学不能迁就大众，但更不能抛弃大众。当我们以更为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当代作家时，就会发现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另一种挑战，呈现的是另一种信心。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以成为西方文学为目的的，就像叶兆言说的，“为西方写作是个伪命题”。尽管陈忠实《白鹿原》的扉页上写着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有人把它比做中国版的《百年孤独》，但是《白鹿原》终归只能是《白鹿原》。几十年历史的宏阔变迁，几千年民间文化的传承使我们看到了《白鹿原》艺术手法背后的深层次灵魂，那是中国的历史，鲜活的中国人与他们的爱。莫言说中国当代作家对马尔克斯既爱又恨，他们对于如何学习西方艺术也还有着自己的焦灼。鲁迅在30年代就曾说过“拿来主义”，鲁迅说，“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作为“拿来”的主体，要有真正的主体意识，而这个主体意识首先来自于对自我文化的自信，对自我文化的“自省”，如此才会有辨别，才会有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