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激荡，百年文学变迁。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古老的历史中走来，它经历过与传统母体文化断裂的痛苦，更感受到降生的喜悦。曾几何时，浓烈的“老中国”气息使它步履维艰，被迫敞开的国门让它茫然失措，突至而来的“欧风美雨”更是让它惊叹自卑。但中国文学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迫使它必须清醒，由清醒而冷静，由冷静而自强。

　　刘云山将“自觉”、“自信”与“自强”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发展理念，显示了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而对于20世纪乃至今天的文学发展特点而言，这三个极具总结性与开拓性的词语也同样适用。从“文白”之争到“为人生”“为艺术”之辩，从崇尚西方思潮到努力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学形式，从“铁屋子中呐喊”、“肩起黑暗的闸门”到90年代影响持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自觉中发展，在发展中自信，在自信中自强。

　　自觉于国民性的改造

　　“自觉”，作为“五四”新文学的首要特征，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共同特点。“自觉”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它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对民族、国家、人类的关切。20世纪的中国作家对自身创作有着自觉的选择，它自觉地以中华民族国民性改造为己任，以唤醒沉睡的国民为其毕生努力的方向。可以说，自觉于国民性的关注与改造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给世界文学的厚礼，更是21世纪中国文学需要秉承从而走向未来的希望。

　　20世纪中国文学对国民性改造的重视，显现出了中国作家对民族、历史深厚的爱。对中国当代作家有着重要影响的现代主义之父卡夫卡，如果不是对受难的犹太民族的生存充满了关怀与同情，对自身“无家可归”充满了无奈与悲哀，恐怕他永远无法写出如此孤独、荒诞的现代主义之作。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都不是美国学者詹明信简单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寓言”所能涵括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与社会、历史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背后显然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

　　“五四”一代人，心怀启蒙理想，誓以文学改造国民。他们当中真正以文学为专业的人其实很少，什么专业的人都有：哲学、教育、历史、金融、社会、音乐、雕塑、物理、纺织、染织、陶瓷、铁道、轮机、兵器、医学、农业等等。弃医从文的就不止鲁迅一个，还有郭沫若、冰心等，胡适是弃农从文。为什么当时几乎所有中国的有识之士都把目光和志向投向了文学，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文学才能救国，唤醒沉睡的民众。因此，弃医从文不是鲁迅一个人的选择，而是整个一代人的选择。

　　鲁迅作为那个时代最突出的代表，他的作品是改造国民性的最强音。鲁迅最先开启了新文学“为谁而写作”的问题，不论他日后的创作风格发生怎样变化，高度明确的写作目的从未改变。鲁迅关心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更关心整个民族精神上的深入骨髓的“病痛”。他拥有20世纪中国“最痛苦的灵魂”，而他的痛苦来自于他对中国民族劣根性最深刻的认知。面对徒有体魄、毫无精神可言的民族，他弃医从文，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开始了对自己、对民族最痛彻的鞭笞。他的文中常常有一种决绝，尤其是杂文，笔墨酣畅决然，其中透露的往往是一种割裂庸常的勇气，一种连根拔起这些污浊的国民性的决心。

　　80年代的中国文坛，作家们的思想逐步解放，恢复自我主体意识、强调思想的启蒙与文化的复兴再次成为文学的历史性主题，而且与之相伴随的是鲁迅的精神的重生。王蒙、莫言、余华、韩少功、苏童、张炜、王安忆、方方……一大串名字永远地铭刻在历史的墙壁上，他们“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他们对于“人”自身思考的深刻、对“人本”强烈的重视，丝毫不亚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事实上，如果说“五四”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伟大开端，那么80年代文学则是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成熟的重要里程碑。

　　迟子建在《光明在低头的一瞬》中曾描写过一个扫教堂祭坛的老妇人，在她的身上，也有“一种永恒的光明：光明的获得不是在仰望的时刻，而是于低头的一瞬”。仰望星空固然是一种关怀，但是关注普通的人平凡的爱与努力，也是一种令人动容的情怀。人们经常将迟子建与萧红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她们都是东北女作家，更重要的是她们都忘不了那群黑土地上的人，铭记着他们的痛与爱。最近几年，阎连科的小说也常受到评论者的关注，像最近频频被媒体提起的《丁庄梦》，这部“中国版《鼠疫》”如同加缪《鼠疫》一样给你带来一种“刺痛”的感觉，如果说加缪的《鼠疫》因为时代的原因还让我们有些隔阂的话，那么这部中国版《鼠疫》则让我们真实地触摸到了现实中最不愿意触及的现实。从1994年的《日光流年》到2002年的《受活》再到2005年的《丁庄梦》，阎连科笔法越发成熟，他以一个个近乎荒诞的故事，刺痛我们的双眼，更刺痛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感受到人类生存的渴望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