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核时代的想象力”是抵御核的第一要务

　　在村上创作《奇鸟行状录》之前，大江健三郎一向对村上持批评态度，这跟此前村上自身疏离历史、社会的倾向有关。相反，大江健三郎认为作家的创作应该是同时代状况的“证言”或有关未来的“预言”，并且在灾难来临之时，作家应该最先预知危险并且最先做出牺牲。

　　就大江所生活的时代，最恶劣的莫过于核状况。而就日本知识界持续反核的人而言，大江无疑是最执着的一个。他在中学时代就开始阅读“原爆文学”，并且将创作“原爆文学”的作家原民喜视作自己文学的出发点。从1960年开始，大江就多次前往广岛，与不同类型的核轰炸受害者见面、交谈，聆听他们痛苦的体验，陆续记录下他们与白血病、癌症等原子病魔抗争的故事；除了关注身体的损伤之外，他还揭示了受害者的婚姻、精神异常等社会问题，广岛悲惨而痛苦的灵魂广为人知，《广岛札记》一书起到了很大的推介作用。

　　大江认为，广岛核轰炸是具有否定意义的事件，它完全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基本尊严，认为使用核武器是为了带来“真正的和平”的想法是错误的，应该追究投下原子弹的美国的责任和发动法西斯战争的日本的责任；与此同时，不逃避广岛，正面去接受不幸并且与之战斗，为了所有其他人而行动，才能为自己承受的屈辱附加上价值，才能在全面废除核武器的运动中发出最具根源意义的呐喊。

　　进入1960年代末期，大江针对日本国家核政策实施现状以及民众对核的态度，连续发表十多场讲演，阐述了核时代的种种悖论。

　　如悖论一：一方面是向敌国大力宣扬核武器的威力，声称瞬间可以歼灭几千万，以达到有效恐吓与震慑敌国国民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对于自己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对于被关在核武器基地的冲绳日本人又必须宣传说，“不，核武器没那么可怕，我们能够安然无恙地生存下去！”极力淡化核武器的危险性，以防民众对核产生反感恐怖情绪。所以大江要求民众必须深刻洞察核武器的悲惨性、而不是它的威力，并对其保持强烈的想象力。他反复阐明，核战争仅仅是少数人就能够发动的战争，并且导致全球灭绝，在从国民战争发展到人民战争的历史中，核战争是最为反动的逆转。

　　悖论二：核能的开发固然诞生了新的能源，但同时也意味着大量屠戮生命的技术的诞生，这就是核开发与核武装之间的矛盾。大江肯定在人类生命的新要素中增加核能的意义，不过他指出，要推进核开发，就必须彻底废弃核武器杀戮的一面。但日本令人堪忧的现实是，那些以政府之力推进核能开发的人，恰恰是热切盼望冲绳能够成为核基地的人！佐世保的美军核潜艇产生异常放射能，结果美国认为它与潜水艇无关，而日本政府也坚决否认本国拥有核潜艇。所以要坚决反对核武装，遭受核轰炸的日本民众必须以日本人的名义，能够切实地用自己的手亲自去检验日本绝对没有进行核武装，要与那些对核轰炸的悲惨后果没有知觉的人、片面强调核武器威力与核能威力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然后才能找到核能开发的正确途径。

　　正是洞察到日本核政策与日本战后政治之间的密谋，大江坚决反对核武器开发。令他纠结的是，他曾经寄予美好期待的新中国在1964年10月也进行核试验并且成功了！大江认为中国原有形象已遽然改变，成了与核为伍的另外一种国家，他质疑道：“一个国家拥有了新式核装备之后，反而说有可能导致核武器的全面废除——在这样一个政治年代，无异于一个童话。”

　　为此，趁1967年萨特访日之机，他向萨特这位一直给予他思想养分的文学前辈、也是战后世界上第一个提起反核理论并介入现实斗争的思想家寻求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阵营的核试验。萨特给他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正因为中国长年生活在美国的核威胁之下，为了对抗美国的核武器，中国必须拥有核武器——这就是事实。”于是他接受核试验成功是中国坚持自力更生路线所取得的最辉煌成果之说。

　　但与此同时，他仍然坚持认为：“与其说积极承认中国的核武器这种不理智的做法，不如反对所有核武器，以广岛体验为中心，绝对反对所有核武器，这种态度不是更具有实际效果吗？”大江的矛盾和纠结正在于他对核武器无条件否定的同时，担当着对中国的道义责任。

　　到了1980年代初期，反核浪潮席卷欧洲。大江健三郎随同少数日本作家到欧洲访问，从那里汲取经验，用于日本的反核斗争。他还参与编辑“原爆文学”，并且把反核思想融入虚构的小说世界，同时串联起神话、洪水、暴力，以及救赎、牺牲等象征性意象，如《洪水淹没我的灵魂》、《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等。

　　进入1990年代，他又写下随笔《广岛的“生命之木”》和颇具想象力、使命感和历史深度的长篇论文《“广岛的心”与想象力》。2004年，与同道者加藤周一、井上厦等人结成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九条会”，在书斋内外都展开历史批判和现实政治斗争。三·一一震灾之后，最先而且持续对日本提出强烈批评的，就是大江健三郎。

　　今年3月17日、3月22日，大江连续两次撰文指出，经历过核之烈焰的日本人不应该从产业效率的观点来思考核能问题，不能将其作为发展的手段来追求；这次核事故的重蹈覆辙是对广岛牺牲者的最大背叛，他强烈批判日本对核能过于依赖的能源政策。5月5日，在“思考大江健三郎文学研讨会”上，大江健三郎忧心忡忡地指出：“因为要增加生产，那些在这次事故中受到伤害的人，他们仍然希望使用核电站发的电，这样的人要占国民总数的一半以上。而要求停止核电站的人，包括儿童、妇女在内，我估计不会超过国民的半数。”5月18日在《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政府停止浜冈核电的原因并非是要废核，而是预测到该地在未来三十年内发生8级地震的可能性是87%，他进而质疑：如此暧昧的日本还会有未来吗？6月中旬，大江与泽地久枝、濑户内寂听、坂本龙一等在东京举行记者见面会，申明将于9月19日在东京明治公园举办五万人规模的“告别核电集会”，并且开始以一千万人为目标的废核签名活动。

　　思考广岛，不仅让大江健三郎得以重生，而且成了他的文学根据地。以广岛和核状况为小说而写作也成了他晚年的创作主题，但是他至今尚未完成。大江声称：“我作为作家是在忧郁中度过我的晚年的。我所写所说，是要在废除核武器的实践中去践履我的职责，我想我还没有完成就会死去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停止思考重要的广岛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大江健三郎从来没有改变自己反对核武器的立场和态度，而对于核能发电，大江则经历了一些变化：1960年代，他认为核电作为人类生命的新要素是必要的，他不打算反对核能开发；到了1990年代，他在小说《治疗塔》及其续编《治疗塔行星》中描述，在不远的21世纪，各地局部战争中使用小型核武器、由于核电老化各地频发核泄漏事件，同时艾滋病泛滥，于是逃离地球而去火星制造“第二个地球”，结果失败。这两部小说反映出大江对核的绝望态度，而这部小说也预言了核事故的发生，在今天看来别具深意。

　　三·一一之后，大江在相关文章或讲演中不断表明拒绝核电的坚决态度。在大江看来，对核的悲惨后果要每一天、持续地发挥最为丰富的想象力，这是抵御核的第一要务，否则不足以产生强大的抵抗力量。“核时代的想象力”的提出，与大江个人精神成长和他的生存时代有关。大江智障长子的诞生和他的广岛之行使自己找到了超越危机的“自由的想象力”；与此同时，日本和美国在处理广岛、长崎问题上展示出的自私自利逻辑包含有强权、暴力和反民主的实质，而战后的日本国民又不停地歪曲历史记忆，缺乏反省的自觉。

　　在如此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大江健三郎以为：对民族主义、民主化、民权、文化多元性的思考必须被置于一种广泛的关系网络和历史脉络中才能充分呈现出来，对任何一方面的思考都将连带着对于另一方面的思考。没有这种开阔的视野，就无法呈现问题的复杂性和相关性，就有可能堕入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而毫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