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清晨，武昌大东门公交车站，一名农民工扔烟头，被市容监督员捉现行。捡起烟头后，执法人员仍要秉公执法，情急之下，该农民工双膝下跪求情。该场景被一名网友拍照，事后上传至微博，一时引起波澜。当晚，武昌区城管局紧急介入调查，称执法本身并无问题。

农民下跪引起舆论关注，城管局介入调查，其结果不用多说，通常都是执法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农民下跪引发了众多网友的隐秘乡土心愿，正如闰土之木讷，牵动着鲁迅的伤感，农民在城市管理者面前应对无方，张皇失措，同样地激起公众内心的怜悯：这个城市是他们创造的，缘何他们在此动辄得咎，抛却了尊严下跪也没法求得一个宽恕？

如果说执法者忠于职守，对农民坚持罚款是一种原则的表现，然而，罚款是否真能罚出一个文明城市，显然堪疑。而城管局的回应却让人看到了政府机构在城市管理中对民众温情的欠缺。如果以蛮横的管理手段创造出一个所谓的文明城市，那么，这个文明未免带有太多的怨气与血腥。

当前社会，政府一些公务人员缺乏对劳动者的尊重，缺乏对底层民众的体恤，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他们恰恰忘了，正是广大底层人民的默许与权力让度才有了这些管理机构存在的合法依据。底层或许并不熟稔与这个城市共舞的一些规则，然而，那不能将其完全归咎于个体之失，50岁左右的农民工并没有赶上义务教育的好时光，文化层次多属不高；在城市边缘式的生活中，文明宣传机关又往往忽略了这个群体的存在。平时既失之于教，临时又以罚款当管理手段，城市管理沦落到以野蛮推进文明的境地，自然是文明的悖论，而这种文明又与人何干。当年清军入关，执意认为留辫子才是文明表征，抛出了“留头不留发”的文明宣传语，终于在扬州十日的血腥中推进了“文明”；又如西方强推“文明”，将战火引入许多国家；今日武汉城管之作法，显然已贯通中外，接上了历史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