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有效的管理手段”之所以被农民工的下跪“消解”，一者与国人尚未培养起对法律权威的尊重有关。经常听到有人说“法不外乎人情”，问题是，如果法律每次都在人情面前“拐弯”，那么法律的威信与作用又在哪里？二者，在于相关法律制定欠缺透明，执行过程缺乏人性化。试问：处罚规定的创制、金额的确定有无征求公众意见？规定出台后可曾明确公示，及时告知公众知晓？面对不知情的“违法者”，执法人员为何不能更人性、更温情一点，而是恃“法”而骄，一口一个“就让他跪”？三者，包括武汉在内的一些城市“创新性”地将执法权“外包”给私人，搞什么二八分成的做法也使得执法的公正性饱受质疑。

由此而言，提高城市文明水准尚需公众与执法者共同“给力”。前者应摒弃动辄下跪的“跪族”作风和“自我弱势化”心态，后者需改变居高临下的执法态度，学会以更赋人性化、平等的方式与被处罚者沟通。一言以蔽之，文明城市既不要“跪族”也鄙视冷漠执法。（王垚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