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舒舒救人案为例，救人当属见义勇为行为，但不能因此就让肇事车主承担本不该他承担的那部分过失；见义勇为者或许该为救人过程中产生的失误担责，但国家理应为见义勇为者“撑腰”——不仅需要对他们的高尚品德以物质奖励和精神弘扬，同样需要对他们救人过程中产生的伤害、造成的损失给予托底买单。

我们所处的时代，既有“最美”集中绽放的沁人芬芳，也有对“花期”稍纵即逝的顾虑不安。公众对认定见义勇为者相关责任的强烈反应，也是担忧英雄流血又流泪。见义勇为有时候也需要考虑助力效用的大小、行为结果的好坏，但眼下最紧迫的，是呵护和保护每一个助人为善的初衷与行动，激发起人们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从这个意义上说，“责任明确”与“国家买单”都需要积极呼应，让民众接受到它释放的明确信号。这样，才能形成见义勇为自我思考、自我优化、自我生衍的良性循环，出现更多的“勇为”，总结和践行更好的“巧为”，最终使见义勇为的道德风尚获得持久的续航力。(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