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周恩义让官。

2001年，区党政班子部分调整，区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出现空缺，大家公认周恩义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周恩义却婉言谢绝了。身边朋友想不通：转业之初，让你找找人，你就不干，结果“连降3级”。如今，大好的机会，你咋还不干呢？

周恩义的倔劲儿又上来了，“在宣传岗位干了这么久，积累的经验放弃了，我舍不得！”

后来，他还是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2006年，区委换届，副书记的职数从2人减到1人，当时已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的周恩义再次主动退出。理由还是那个：“就当我的宣传部长，挺好！”

就这样，周恩义先后4次让职，一直坚守在宣传部长的岗位上。周恩义的举动让很多人感慨：很多官员是能上不能下，老周是能上也能下啊！

就在这一上一下间，周恩义书写了一份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情怀，这份情怀，如春雨般润泽着身边人：

潘攀，宣传部“80后”的兵，产假没休够，就主动回单位上班；李微，牢记周部长“只帮忙，不添乱，光干活，不吃饭”的要求，谢绝基层单位的午饭，大中午的往单位赶，挺漂亮的大姑娘，顶着大太阳，在马路上啃面包，“谁说我们干宣传的是‘隔三差五解解馋’，我们的周部长从来不吃老百姓的饭。”李微笑着说。

刘伟，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一次，她的孩子急病入院，她和爱人都还在加班，只有年逾八旬的婆婆陪着孩子。医生是刘伟的同学，治疗完孩子，抄起电话打给刘伟，心疼地责骂“你哪还是个妈！”

我听完这些事儿，突然一个疑问涌上心头：基层宣传部的工作，都是这个干法吗？

刘伟回答了我的疑问，“宣传部的工作，要想对付，一个人就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