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胡梦华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争。首先反驳的文章是章洪熙（衣萍）的《〈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刊于同年10月30日上海《民国日报》。接着批评胡梦华的有于守璐（估计当时是济南一中教员）、周作人、曦洁（不知何许人）、鲁迅、宗白华等。胡梦华也写了一篇《悲哀的青年》答复章洪熙（见1922年11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和三篇自辩———《〈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连载于1922年11月18日至20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事隔八年之后，沈从文对这场论争的评价是：“《蕙的风》所引出的骚扰，由年青人看来，是较之陈独秀对政治上的论文还大的。”（《论汪静之的〈蕙的风〉》，原载南京《文学月报》第1卷第四4号，1930年12月出版）

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当年创作《蕙的风》的汪静之固然充满稚气，攻击《蕙的风》的胡梦华也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学生，同样幼稚。他后来承认自己是“戴着假道学的眼镜，以讨好新女性的喜悦”。1929年以后，胡梦华步入政界，参加过CC派特务组织，但1948年以后被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反，在天津解放过程中作出了贡献，晚年以“爱国人士”定性。

从现存汪静之跟胡适的通信来看，在《蕙的风》出版之后，他们仍然频繁交往，这种关系至少维持到了1929年。从这些保存不完整的信函，可以充分证明汪静之跟胡适的关系远比跟鲁迅亲近；胡适对汪静之事无巨细的帮助，也远胜于鲁迅对他的帮助。那么为什么直到晚年汪静之都没有写出一篇类似于《鲁迅——莳花的园丁》的回忆录来忆念胡适呢？这主要是汪静之在“湖畔诗友”的影响下不断追求进步，创作了《天亮之前》这种歌颂中国共产党的的政治抒情诗，而胡适却由一个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人逐渐进入了蒋介石政权的政治中心。《汪静之自述生平》中写道：“胡适之是最早反对共产主义的，因此后来共产党这一派就骂胡适之。我看了骂胡适之的文章，认为对，觉得这个有理，因此我也瞧不起胡适之了，我后来就不高兴再和他通信，虽然他是我的恩师，又是家乡的小同乡。”（《汪静之先生纪念集》，第25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9月版）直至1994年8月1日，汪静之在《六美缘》一书的自序中，还称胡适是“五四时代的右派名家”，“资产阶级的圣人”。不过，后来的“瞧不起”归“瞧不起”，他跟胡适曾经有过的交往毕竟成了无法抹去的历史。

同样是出于政治上的顾忌，汪静之在《鲁迅——莳花的园丁》一文中，对他跟周作人的关系也有所隐讳。这篇回忆录说，他“在读了鲁迅的新诗《爱之神》之后，就给鲁迅写信，附了学写的新诗请他指教。查1921年6月13日的《鲁迅日记》　就有：‘上午寄汪静之信’。这都是鲁迅寄回诗稿的回信”。今天重读，发现这段文字有移花接木之嫌。查鲁迅日记，此前绝无汪静之来信的记载，而依据鲁迅日记的体例，应该是先前“得某某某信”，才会有后来的“寄某某某信”。参阅同一时期的鲁迅书信，汪静之第二个求教之人并非鲁迅，而是周作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汪静之说：“五四运动初期，鲁迅没有周作人名气大。”直到1986至1993年汪静之向女儿汪晴口述家史时，才坦陈他“第一个崇拜胡适之，第二个崇拜周作人，第三个才崇拜鲁迅”。（《汪静之自述生平》，《汪静之先生纪念集》第259页）不巧的是，1921年6月2日至9月21日，周作人因患肋膜炎到京郊香山碧云寺养病，所以汪静之寄周作人的信件才由鲁迅代复。鲁迅1921年7月13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我想汪公之诗，汝可略一动笔，由我寄还。”直到同年9月8日，周作人才亲自回复汪静之同月3日的来信。所以，汪静之如果活到今天，重写回忆文章《莳花的园丁》，他第一个应该提及的会是对他帮助最大的胡适，第二个提及的会是最喜欢他诗作的周作人，第三个提及的才会轮到鲁迅。这才是历史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