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趣的是，自称小学生的汪静之在已经“暴得大名”的大学者胡适面前，语态一点也不谦恭。虽然是他有求于胡适，但说话行文中常常是命令式的口吻，显得颐指气使。比如，他信中说，“我的头很硬直，不为他人而低头；我的笑很天真，不为他人而谄笑！我绝不低头！我绝不低头！！”在同年4月9日信中，汪静之对胡适采用的几乎全是责怪的口吻：“十日前给你一封快信，为什么仍旧没有答复呢？要晓得我是个没有余钱寄快信的穷鬼呵！两封快信的寄费，我可以买一本书了。《蕙的风》全集都是坏不堪言的不成其为诗，也难怪先生不屑一顾；但为甚像下了海似的音信全无呢？……”在这封信中，汪静之再次向胡适借三十元钱，又让胡适做他的介绍人担保人，向另一位安徽资本家汪自新筹措学费。他用长辈告诫晚辈的口吻对胡适说：“请不要把我的话当做耳边风！”重读当年这些信函，既可看出刚满二十岁的汪静之的幼稚刚直，也可看出大学者胡适的宽容大度。

尽管汪静之说，替不替他的诗集作序都随胡适的便，但胡适却在两个月内为《蕙的风》写了一篇序言。正是汪静之的《蕙的风》和胡适的这篇序言，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在这篇序言中，胡适将汪静之划归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第二代少年诗人：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康白情和俞平伯，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就是汪静之这批“湖畔诗人”。在胡适的心目中，汪静之“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最有希望的一个”。

胡适指出了汪静之诗歌的稚气与浅露，但又认为“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浅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并进一步肯定了这种稚气中的“新鲜风味”和“浅露”下的“深入而浅出”。最受到胡适赞扬的是他“诗体的解放”。后来周作人在《情诗》一文中，也指出《蕙的风》发出的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然而遗憾的是，汪静之后来写给符竹因的诗多达数百首，大多是模仿白居易的“白话旧体诗”，基本谈不上诗体的大解放。

在《蕙的风》所收的72首诗作中，胡适特别肯定了其中的一首　《小诗》“是很成熟的一首好诗”：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这首诗收入《蕙的风》时，诗题叫《过伊家门外》。这位“伊”就是他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绿漪，原名符竹因，杭州临平人，曹诚英杭州女师的同学，是品貌兼优的校花。因为汪静之有一个指腹为婚的未婚妻曹艳秋，所以符竹因的同学认为汪追求符的行为“不道德”，符竹因的父母也一度把汪当成“骗子”。面对旧习惯势力的压力，汪静之虽然宣言“爱情是绝对自由的，谁要爱谁，谁就爱谁”（1922年7月27日致符竹因信），但内心深处还是会感到阵阵“胆寒”。既“欣慰”而又“胆寒”，表现的正是刚被五四狂飙唤醒的新生代在传统面前的双重心态。

《过伊家门外》一诗的诗眼在一个“瞟”字。“瞟”是出自一种既不敢正视但又偏要去看的叛逆心理，而对旧道德的叛逆（即周作人所谓“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才真正体现了旧社会情诗的精神。

出乎胡适意料之外的是，他给予肯定的这首“很成熟的好诗”，很快便成为了文学批评界论争的焦点。大概的经过是：《蕙的风》出版后，曹诚英寄了一本给他的同乡——当时在南京东南大学就读的胡梦华。胡梦华读后，在1922年10月24日《时事新报·学灯》　发表了一篇批评文字　《读了〈蕙的风〉以后》，指责《蕙的风》“有不道德的嫌疑”，“有向不道德的倾向”。胡梦华反复表白，他决不是主张强抑感情的中庸道德家，也不反对赞美自然、歌咏爱情，但“《蕙的风》歌咏爱情之处，却流于轻薄，赞美自然之处，却流于纤巧”。在胡梦华看来，《蕙的风》跟淫曲春画一样，是在发泄作者的兽欲，挑逗读者的肉欲。这种作品代表的是堕落的文化，丑的文化：它将“破坏人性的天真，引导人走上罪恶之路”，因此“应当严格取缔”。对于为这本诗集作序的人，胡梦华也给予了攻击，说这些“滥序”有被人利用之讥，为清醒的读者笑，为昏迷的读者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