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最早在他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发表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影响。后来，此文在陈独秀编辑《新青年》重新发表，竟一石激起千层浪，奠定了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乃至现代史上的地位。所以，胡适十分珍惜这段友谊。

无论他们之间后来的分歧有多大，胡适总是称陈独秀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两个老朋友”。

前两次营救陈独秀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师警察厅逮捕。

胡适知道后，便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通过在京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致书京师警察厅，说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

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不因陈独秀此时已是中共领袖而囿于政治成见，依然为帮助其释放而奔走。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外交总长顾维钧，详说陈独秀一案的缘由，并请转告法国公使:“我并不是为陈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

陈独秀出狱后，胡适又参与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邓中夏、李大钊等署名的《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的启事》，启事说:“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虽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版费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贫，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希望有意者解囊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