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事情还有翰林院，还有太监的存与废。这些问题，放在一个常态的君主立宪体制下，当然都没有存在的空间和必要了，君主立宪体制下，国家能够负担的只是君主和皇室，还有君主的当然继承人，皇室之外的远亲，还有依附在这个体制下的太监、内务府等，当然不会存在。所以力主彻底改革的人以为，既然改革，何不一步到位，彻底改革呢？

对于袁世凯与铁良以及其他一些人之间的争论，朝廷很清楚，但根据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原则，清廷很快对此给予明确的政策界定，划出中央官制改革“五不议”的范围，即军机处不议，内务府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以此减弱改革压力和阻力，以此推动预备立宪不在这些细节上争执。这是一个大智慧。也就几年时间，被恭亲王以来视为大清命根子的军机处，到了1911年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时，自然而然地被裁撤被合并，波澜不惊，再也没有一个人认为不应该。这是铁良等人在1906年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体制忠诚与选边站位

后来者在总结清廷最终失败教训时，一般喜欢指责清廷在最后时刻不知让权，特别是满洲贵族到了最后时刻依然斤斤计较反复折腾。假设这些贵族在改革中不是加强对权力的控制而是逐渐减弱对权力的控制，君主立宪或许应该像九年规划或后来调整的五年规划那样顺利实现。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而且这个善良假设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大清国就是这些皇族和贵族一起打下来的，现在改革了，要君主立宪了，原本就是要让大清国更加好，凭什么要让他们这些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退出政治。而且，既然在预备立宪时就要实现满汉平权，既然立宪了除了皇室，再也不存在什么皇亲国戚皇族贵族，那么他们这些政治舞台上已经站了位子的人为什么不能一如既往继续站下去？至少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何况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他们这些皇族贵族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也是中流砥柱改革先锋呢？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事实是，在预备立宪几年过程中，以袁世凯为代表的那些庶族出身尤其是汉大臣也确实毫不掩饰对权力分享的高度觊觎，1906年关于军机处存废等问题的一系列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满汉之间或许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庶族出身的汉大臣愈是表现出对权力的急切与渴望，愈使这些皇族、贵族心里不踏实，愈觉得这些汉臣居心叵测，好像政治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阴谋。这种情形在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在世时当然问题不大，皇太后几十年与汉大臣打交道的经验和光绪帝亲政以来的经历，使他们有办法既让这些庶族出身的汉大臣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所以能够在1908年达成君主权力至上的改革共识，能够宣布那个后来引起争议而当时却获得大家一致认同的《钦定宪法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