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是政治史上重大事件，过去出于革命史观对这场大变动多有保留，从比较恶意的视角怀疑清廷立宪诚意，以为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对权力的酷爱，使她不可能真的同意让权，清廷也不会真的使用君主立宪分享权力。再加上后来突发事件影响，几乎从事实上正面证实了这种恶意推测相当准确，清廷特别是皇族确实到关键时刻不知权力分享的真谛，不知君主立宪究为何物，清廷最后之所以被送进历史，其实就是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是一种自私本能。

从后来的事实看，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只是在1906年这个时候，皇族和满洲贵族确实是支持清廷走上政治变革之路的，确实是力主君主立宪权力分享的。反对君主立宪，反对政治变革的确实有一股力量，但这股力量并不来自皇族，也不来自满洲贵族。

1906年9月30日，御史刘汝骥上了一个奏折，以为载泽改革密折强调君主在立宪体制下没有政治风险没有政治责任是不对的，没有风险没有责任就意味着没有权力，意味着大权旁落，因此他建议朝廷“大权不可旁落，总理大臣不可轻设”，若果设之，必将把持朝局，紊乱朝纲，必将招致内乱。

10月8日，御史赵炳麟也上了一个折子，以为端方、载泽、袁世凯等人提出的政治改革思路是不对的，下议院没有开设就去创设什么责任内阁，将使一切大权归之于二三大臣之手，内而各部，外而诸省，皆二三大臣之党羽布置要区，行之日久，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

同一天，御史张瑞荫也有一个奏折，以为军机处关系至大，尽善尽美，废之恐君权下移。御史石长信也在10月11日上书说总理大臣不宜设，理由是总理大臣迹近专擅，不利于皇权。吏部主事胡思敬指责君主立宪是窃取外国皮毛，纷更我国制度，惑乱天下人心。这些反对声音恰恰不是来自皇族、满洲贵族，而是来自汉人士大夫来自庶族。

这些反对声音当然没有阻止清廷立宪步伐，预备立宪大致上说获得了整个官僚阶层比较一致拥护。根据清廷规划，预备立宪入手处是官制改革，所以不论是皇族、贵族，还是庶族，在最初阶段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央官制怎样更加合理化。9月2日，清廷宣布成立编纂官制馆，特派镇国公载泽及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寿耆、袁世凯等酌古准今，旁采列邦，折中至当，制定新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