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尊重，尊重是任何一个作者的至高要求，尊重之脆弱，经不起些微的损伤和一星半点的欺辱。因此，作者一开始受欺负和算计，就注定他们是失败者。至于更多的无力争取、无心追逃，吃哑巴亏的作者，就更不用说了。

按理说，作为一个商业合作项目，作者与出版方是商业伙伴，其合作中使用商人之道，无可厚非。所谓的彼此有文化情怀，你不能强行灌输给任何一方，否则就跟以文化的名义撒娇邀宠似的。可是，作者毕竟大小是个所谓文化人吧？出版商和出版社毕竟是所谓文化机构，从事的是所谓文化产业吧？这样一来，自然就让人觉得双方的合作，尽管是利益关系，所谓以利交，利尽交绝。但是，因为有了文化这两个字，让人对双方的合作不免多情地产生一些文雅的奢望，以为社会的道德底线、契约意识等等会在这儿有所保留和保障。

其实不然。许多作者的遭遇说明这是一个极不对等的商业合作。许多作者因此伤心沮丧，对自己所从事的思考与写作，因此不再看得那么庄重。许多出版商以算计和坑蒙作者发了财，说他们的年终庆功宴会上所咀嚼的是作者的眼镜腿儿、喝的是作者们的血汗也不为过。

作者是个体，出版方无论是书商还是出版社，都是一个机构，以个体之力对机构之势，显然是不对等的。区区一点版税，作者也会算账，你去拼命追讨，伤人情关系不说，有失斯文也不说，关键是不一定能追逃得回来，诉讼成本又常常大于你被拖欠坑蒙的版税（稿酬），这样一来，趋利避害，作者被迫做了一个老实宽宏的蔼然君子。再者，你若追讨不舍，对方就说你的书不好卖。这是对作者极大的杀伤性武器，作者尽管知道自己的书不一定如名家的好卖，但也还是不愿意被公诸于众，影响真正的销售不说，更严重的听这话明显要受二次屈辱，被沮蔽打击的那种屈辱，是自己能预料得到的。所以，作者与出版方之间的纠纷，多数是作者放弃、沉默，不出声。其内心不过是秦琼卖马的无奈和悲凉：“摆一摆手儿啊，你就牵去了罢！”

所以说，出版方要欺负作者、算计作者，不敢说百分百能成功，绝大多数能成功是有根据的，据说连莫言、余华、阎连科这样名头的一线作者，都遭受过出版方的欺负和算计，遑论那些无名的？这里面的门道儿，不难发现，也不是什么秘密。很多事情，道理上行得通，操作上寸步难行，凡此纠结，皆力大者胜。理论上你可以诉诸法律什么的，可是你看看韩寒代表作家跟某网站打版权官司，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