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公示对象、内容、方式的变化，恰恰说明财产公示涉及面广、压力大，宜于渐进式探索，并在关键领域突破

从民意期待到官方声音，再到一个个“炫富门”的接力推动，官员财产公开的政策方向已经足够清晰，然而操作上的制度推进仍面临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淮安提出拟任干部全部实行财产申报公示，值得关注。

细看淮安试点，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比起第一个“吃螃蟹”的新疆阿勒泰，淮安公示对象范围较大，从县（处）级及享有职权的干部扩至乡（科）级干部——但公示仅限于内网，不及前者通过媒体、网络向社会公开的力度大；与浙江慈溪相比，淮安的财产公示增加了问责条款，对拒绝申报或隐瞒重大财产的拟任干部不予提拔，但公示内容没有慈溪广泛，比如公示没有涉及在职、调任、离任、退休等情况。

对于一项改革，看到它的缺陷，努力拾遗补缺，是正确、理性的选择。如果一味苛责求全，抱着急迫心态，可能打击改革者的积极性。更何况，各地公示对象、内容、方式的变化，恰恰说明财产公示涉及面广、压力大，宜于渐进式探索，并在关键领域突破。

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取得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此后，世界许多国家借鉴这种做法反腐倡廉。上世纪80年代，我国提议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开，历经20多年，虽在不断探索，但总体进展缓慢。公布官员财产究竟难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