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倒在了体制的怀里”

正是这样一批快速富裕起来的企业家，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改变了人生的道路。胆量和智慧并存的他们，纷纷成为各自行业里的江湖大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满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一头扎进变幻莫测的商海洪流中，可是也有不少人因此而呛了水，成为了落寞的失意者。

陈海在《92派》一书中用不小篇幅描述的兰世立，现在就在狱中，“倒在了体制的怀里”。

曾有“湖北首富”之称的东星集团董事长兰世立“下海”创业前的履历如下：干部家庭出身，毕业后被分配进中共湖北省委；之后被选派到海南省经济合作厅锻炼。在海南开发的热潮中辞去公职，下海经商。他曾表示，“当看到自己写的发言稿被别人拿去一本正经地念时，我感到很不爽。”

头脑灵活的兰世立很快展现出了商业天赋。1992年，兰世立欲将广州“早茶”引进武汉，他在东湖开发区办了当时武汉最豪华的酒楼“东宫”。开酒楼期间，兰世立还办了一家旅行社。2003年兰世立收购了汉口国旅，并因此拥有了出境经营业务。旅游业也被兰世立做得风生水起，不久后，他采取包机的形式，将泰国航空、大韩航空、新加坡航空的飞机引入武汉。

事实上兰世立这时已有了更大的野心，他想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2005年6月，他拿到了东星航空公司批准筹建的批文，随即与空中客车、GECAS签署了购买、租赁各10架空客A320飞机的合约，总价值达120亿元人民币。

可是，兰世立的好运似乎至此到了尽头。2006年5月，东星航空首航，旋即以超低票价抢占市场，招致多家航空公司的联手封杀，要求机票代理商不向旅客出售东星航空的低价机票。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东星航空和对手们一样，遭受油价上涨和需求锐减的挤压，本已紧绷的资金链面临断裂危险。

到2009年初，东星航空累计欠债5亿元。多次索要租金未果的GECAS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东星航空破产清算。2009年3月13日，兰世立回绝了中航集团的收购，理由是合作条件不平等，行政力量对双方的商业合作进行了过度的干预。他甚至对前来斡旋的政府官员说，即使砍了他的手，他也不会签字。

2009年8月，东星航空被武汉市中院裁定破产清算，成为中国第一家破产的航空公司。2010年4月9日，武汉市中院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兰世立有期徒刑4年。

“虽然出身官场，从体制中走出，熟悉体制，兰世立终也倒在了体制的怀里。”在《92派》作者陈海看来，这似乎应了冯仑那个著名的判断，“民营资本最容易被国有资本湮没的，就是擅自闯入国有垄断部门，如电信、能源、金融等，千万不要试图用金钱与政府角力”。在冯仑看来，在国有资本面前，民营企业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描述‘92派’的历史坐标和使命还需要选择合适的参照，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企业史。从1865年到1914年，约50年时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不足40亿美元增加到242亿美元，到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傅小永在《92派》书中序言的最后提到了美国的历史经验：“那是美国历史的黄金年代，也是美国企业史的黄金年代，出现了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一批企业家，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非‘商业领袖’一项能囊括。”傅小永认为，“92派”可能是这些故事的中国版本。

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对于投资者来说，“92派”的故事里有着太多的经验可以学习。20年后的现今，关注南巡、关注“92派”似乎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潮流。

“现在可以说到了改革的又一个攻坚时期。”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周瑞金说道，面对如今贫富差距拉大、生产方式粗放、权力腐败等复杂局面，重提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意义在于，“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更艰难。我们面临的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纠结。”

(《小康》实习记者傅旦妮对本文亦有贡献)

“体制”是他们最初的精神脐带，这锻炼了他们更宽广的宏观视野和对大局的驾驭能力，但也可能成为他们的精神掣肘——这便是“92派”的核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