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每次大潮，总能大浪淘沙，留下几颗灿烂的珍珠。如今仍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的“92派”，无疑就是这些“珍珠”。

这些珍珠在中国现代企业家史上成为了“夹心的一层”。按照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的表述：上，有上世纪80年代即引领风潮的草根派，他们属于“制造英雄”、“工业英雄”；下，有本世纪之初独领风骚的海归派，他们算作“互联网英雄”、“新经济英雄”。

那么以开拓金融、贸易服务业为主的“92派”呢？他们两头都不靠。“可是，这个夹心层的精神气质非常不一样，如果说他们身上有种共性，就是韧性和使命感。”《92派》一书的作者，《博鳌观察》杂志执行总经理陈海为了撰写此书，用了近5个月的时间对92派的代表人物进行深入采访。

“表现为什么呢？他们是官员，而且不是一般的官员，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官员，经历过最苦难的年代，对国家的灾难有很深刻的感同身受，经历过最波澜壮阔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历史上各个自由市场最活跃的年代，深受这个年代的洗礼，有抱负，想用未来干的一些事情来报答国家。” 陈海对《小康》记者说。

这些满怀抱负的“92派”寻找的时间点，集中在1992年。陈东升说，1992年的时候，社会价值观认为最优秀的人应该去从事商业。

“在80年代，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不一样，那时候‘92派’最大的理想是做学问。后来他们成为学者型的官员，要改造这个国家，实现自己的抱负。”陈海认为，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因为那时候的社会价值观，崇尚知识、学者、科学。但是90年代却不一样了。在经过80年代的波浪且公司法颁布以后，社会变得多元，经商，做企业家成为社会的主流。“聪明人确实都如此。”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很精准地总结道，80年代是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从乡村退出到市场，从乡村配置到市场，农村企业能人，成就了第一代企业家。第二代企业家，是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从体制配置到市场。

“1992年在中国这几十年的历程当中是个标志性的点。因为在这之前，外部世界都是封闭的。而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把国家锁定在通往主流文明的索道上。”在傅小永看来，1992年无疑是个与众不同的年份。

在公司法颁布之前，很多体制内的精英觉得在体制内没有前途，纷纷觉得有其他可能性。在这些人纷纷摇摆、徘徊的时候，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公布了两个文件，即《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

“这两个文件是被‘92派’，特别是陈东升、毛振华他们最为看重的，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被低估了，他们认为这两个条例是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陈海在研究“92派”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

陈东升说，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公司法和合同法，而这两个文件正是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文件刚出台时，陈东升和毛振华天天揣在怀里，当成红宝书一样，逐字逐句摘抄、研读。中国嘉德和中诚信的公司章程、发起合同就是按照这两个文件起草的。

毛振华认为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篇章”。陈东升说，“它们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被严重低估了，它们的作用是划时代的”，“有了它们，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制度创新”。

“92派”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代表。

或许，历史最终会将他们定位为“过渡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