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派”的精神脐带与掣肘

1992年，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转折年。这一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国家体改委颁布《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党的十四大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992年的春夏之交，全国100多万官员造访深圳。据当时的媒体描述，深圳市政府接待办最多时曾同时迎来60批考察团。

远在北京的湖北天门人陈东升也坐不住了。那年，35岁的他已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的副总编，官至副厅级。可是第二年他就辞职创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4年后又组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2派》一书的策划人之一，与“92派”关系非常密切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亚布力观点》主编傅小永认为陈东升是92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一个细节，我的印象非常深，他们在嘉德创业初期，因为陈东升是政治抱负很强的一个人，他的合作伙伴问他会不会做着做着又跑到政治里头去。”陈东升用掐灭一个烟头的方式来做自己的隐喻，表明自己的政治抱负已经像烟头一样被彻底掐灭了，他已经下定决心全心全意去做企业了。

1993年5月18日，中国嘉德正式营业。那时，创办嘉德不久的陈东升到香港观摩索斯比的拍卖时，还总是猫在角落里，弓着腰偷偷拍摄，似乎学习别人是一件会被耻笑的事。“一下从机关出来，真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在五星级酒店好多人举牌，几百万、几千万，我觉得蒙了。”

到1994年3月27日，将近一年时间，中国嘉德颗粒无收，陈东升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这样对傅小永描述自己当时承受的压力：“大家说人一紧张身上就会冒冷汗，错了，我当时是心在冒冷汗，胸疼、透不过气。家人和员工后来告诉我，每天上班进办公室看见我笑，他们才敢笑，如果我阴着脸，他们就不敢抬头。我自己没本事，就使劲怪员工，好像周扒皮，拿着鞭子抽他们：出去干活，出去干活！”

同样，泰康人寿在经营七年后才开始赚钱。如今在泰康的办公室里，挂着陈逸飞的油画《黄河颂》，傅小永知道，这幅作品是对陈东升艰难创业过往的纪念，也是他个人气质的真实写照。学经济出身的陈东升在创业之初就计算好了“下海”的机会成本：“当部长”。为挽回这一机会成本，他的人生目标是要创办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

如今，55岁的陈东升对自己显然是满意的——嘉德拍卖已成为本土最大的拍卖公司，2011年营业额超过百亿；1996年创办的泰康人寿，已是拥有25万员工、6800万客户的中国第五大保险公司，2011年资产3500亿。

陈东升其实已经有了“知天命”的深刻体验，他曾说，“50岁，有一种巨大的暗示感。”得到“巨大的暗示”，常常意味着生命的定型及对自我的认知。近20年的创业帮助陈东升完成了自我认知，他对自己的概括是：“我从来都敢跟别人交锋，真实的陈东升，就是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还加上革命的现实主义！”

陈东升正是“92派”一词的首创者，他如此定义：“这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等单位辞职创业的企业家。”在他看来， 1992年前后由官员、学者身份下海的企业家都可归入这一群体。

1992年，谙熟宏观经济形势的毛振华认为，“机会似乎来了”。他当时在中南海政策研究室任处长，可是他一直希望能有个独立舞台，而自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在庞大的公务员体系里，我是大单位里的小干部，拍不了板。”

毛振华辞去了中南海政策研究室处长职位，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中诚信。毛振华决定创办中国的穆迪公司。短短四个月，他完成了可行性报告、募股、注册等一系列工作。他怀里揣着的蓝图就是穆迪和标准普尔。

毛振华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下海”——他办的是“调动手续”，他只是“调动到自己创办的公司里来了”。他不是两只脚义无反顾地跳下海去，是第一只脚迈出去，第二只脚才抬起来。

而如今，他选择拔脚“上岸”了。20年后，他再度转身回到书斋，中诚信似乎在他的事业中开始隐退。傅小永说，毛振华的身上保留了很浓重的知识分子气息，而他认为这是一部分“92派”企业家的特征。

1991年，中央党校法学硕士、曾在国家体改委任过职的陕西人冯仑也离开了体制。他用数万元“换”来了一家信托公司500万元的投资，扛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兴冲冲地前往海南。坐上南下的火车，决定到海南碰碰运气。

“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冯仑说过这样一句话，而近十年里积累了中国底层的生存智慧和办法，冯仑和他创建的万通得以成就大业。

在那里他碰到了几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些人也都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他们被合称为“万通六君子”，日后，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成了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

“这是《92派》里的主人公们在1992年前后的生活情境。回溯他们在这一时段的人生情境不是为了展示一个个苦涩、温情的商业励志故事。他们原本生活于广义的体制内，或行政官员，或智囊部门研究员，或大学教员；他们的人生志向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在科层体系里谋求更高的职务；他们中的几位甚至在40岁左右已经官至司局级；他们经纶满腹、忧国忧民。但是1992年前后，他们选择离开体制。”傅小永总结道。

“所以92派体现得最重要的就是一种人生抱负和价值，他们对体制很失望，即便你呆在位置上很满足，但是很灰心。”傅小永说道。“体制”是他们最初的精神脐带，这锻炼了他们更宽广的宏观视野和对大局的驾驭能力，但也可能成为他们的精神掣肘。这是“92派”的核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