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采取行动，谁知道这些危险的食品，还会干出些什么？

于是，人们开始行动了。正应了句老话：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懂行的知道如何挑选安全蔬菜；有钱的专门购买有机食品；有闲又有钱的租块地自己种或者雇人种；有权的干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弄出个大农场，吃起特供来。

其实，这些神通不过一个道理——退出社会分工，直奔古旧的自给自足。换句更通俗的话，叫“吃独食”。

吃独食的兴起，本身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人们不再为一个共同的、合理的社会而努力。在食物上，这个合理的社会是，我们可以在市场上放心地购买各种食品，它可能味道不好，品质不佳，个头不大，但确保安全。

独食能吃多久？这实在是个问题。丧钟不会为一人而鸣，食物也不能独自安全。当空气、水、土壤被污染时，生产安全食品的难度将会不断增大。而破坏社会分工的结果，是生产效率的降低。如果独食足够安全，就会有更多人想加入，当更多人加入，就需要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效率就要足够专业，足够专业就要社会分工，独食就会变成正常的生产。如果正常生产能保证产品足够安全，当初，干嘛去生产独食？如果想保证永远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吃上口安全的独食，又将会引发社会对立情绪的增长。到时候，或许独食吃不到，饭碗也被打破。

严格说来，吃独食者，不过延缓了自己吃毒食的时间。但是它也会加速，就像几个跑得飞快的逃兵，会引发一支军队溃败。

在这组封面报道里，我们讲述诸多“食品自供”另一面的故事——在获得安全食品的同时，他们也步步艰辛。这些艰辛有些是技术性的，有些则几乎为宿命——在社会已经高度分工的今天，自给自足更像逆潮流而动。

50年前，日本也曾出现过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那里的民众，没有挽起裤管自己下地种田，而是挽起袖子，推动社会公正的到来——他们监督政府严惩毒食生产者；推动合理生产模式的建立——联合小型专业生产者，为普通人提供可以溯源的安全食品。

在中国，也已经有人开始行动起来。他们不再划地而治，为一小部分人生产安全食品，而是充分尊重农民，试图重建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正常关系。

在今天，有能力吃独食者，也可被视为能力超出常人者。不论这能力来自个人的实力还是公权力，他们比普通人更能改变社会，也更应该做些什么。

这绝非虚幻的社会责任，而是被一个更大逻辑圈的现实所逼迫：在食品安全上，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徐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