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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旧建新更有经济回报，人手紧张、经费不足让保护说易行难

南京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失守，张公馆不是第一起。此前“法拉利在明城墙玩漂移”的事件，似乎并没有让这座六朝古都有一些警醒。很多市民都痛心地追问：我们的文物还能留下多少？我们的文物为什么得不到保护？

重利，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学鹰认为是文保困境的根本原因，拆掉要比维护更有赚头，“修缮民国时期的文物建筑比拆掉重建会复杂些，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可能更多些。而借名修缮实际上拆除重建，却会带来一系列的便利。”

这些便利有很多，周学鹰举例说明了其中一种：“向下挖掘一层或两层地下室，并向庭院地下扩张；向上设置阁楼，既利用空间，又实际上增加颇为隐蔽的建筑面积。再加上文物的帽子，身价无疑会倍增。”

既然私人业主无法对古建筑进行有效的保护，是否可以禁绝买卖？周学鹰介绍，我国法律法规不阻止民国别墅的私下买卖，原因之一是参照国外已有的成功经验，希望通过社会、个人的力量，使得它们能在有实力的房主手里得到更好的维护，“初衷是好的”。

但是，对于现实的一再“变味”，周学鹰没有正面回应，反而反问：“是否应该追问这些业主背后的力量是什么？他们到底有什么权利能够绕开规划、文物等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他们为什么没有得到严惩？”

对于文保单位的寥落，很多人会迁怒于文物部门。但是，文物部门坦言也有自己的苦衷，据相关人士透露，南京市有512处市级以上文保单位，文物保护面广、量大，管理人员实在不足，同时文保经费并不十分充足，给保护带来了难度。“一方面是因人手不足等做不到全程监管、监管不力，另一方面，对于个人保护的政策优惠、支持尚不充分，开放度不够，形成的影响力和成效也不够。”

除了人力物力的捉襟见肘，略显陈旧的《文物保护法》也给文物部门执法带来了不便。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护处一位负责人认为，《文物保护法》从2002年修订至今已有近十年时间，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有些滞后，“特别是在关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利用方面规定过于原则，针对性不强、可操作性不强、罚则力度不够等。建议《文物保护法》进行修订，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社会认识的纠正，则是周学鹰更看重的事情，“文物建筑进行修缮改造甚至拆除重建，必须建立在全社会对法律法规神圣敬畏的基础上，真正确立法治社会理念，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记者姚雪青摄 制图：宋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