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下对公开，禁令执行难

记者在江苏、内蒙古等地走访发现，在国家、地方的重重禁令下，择校收费更加隐蔽，查处难度增大。

呼和浩特市一位长期从事择校中介的“学托”告诉记者，以前，择校费走学校账户，教育部门和学校按比例分成。如今，“上面管得越来越严”，学校收择校费根本不开发票，一般由学校指定的单位或企业收取，学校账目上根本不显示，一般性的财务审计也难以查出问题。

对于内蒙古出台的“限期退还择校费”的规定，一些择校的家长并不买账。包头市一位家长说，好不容易托关系找人才把钱送出去，让孩子在重点初中占了一个名额，“上不了好学校，就算学校退钱我们也不敢收啊！”

在一些校长看来，教育资源不均衡引发的过度择校是禁令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南京市一所初中校长说，学校每年收３００多个学生，可报名的有１０００人左右，现在不让举办各类与升学挂钩的培训、考试，怎么选拔人才？只能凭“条子”和收费。“如果不收择校费，光凭条子，不是更不公平吗！”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曹轶明说，国家出台治理择校乱收费的法律法规很多，但从教育部到各省份教育厅都未设专职执法机构。以内蒙古教育厅为例，分管义务教育阶段的只有基础教育处和监察室共１０人，面对全区４０００多所中小学，况且又没有执法权力，着实难以监管。而审计部门对学校进行审计时，只审计有账目的内容，“择校费”这种隐蔽收费行为“无账可查”。

南京一位家长说，虽然相关部门出台了很多禁令，但至今还没有听说过哪个校长因为收择校费而被严肃处理，“治理择校乱收费要动真格，不能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