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神木,后有桑植。但相对于神木用雄厚财力建立起来的全民免费医疗,桑植的穷县“富”医改无疑更具借鉴和推广价值——从去年6月起,农民只要缴纳150元,就可在乡镇卫生院享受住院全报销。这个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在桑植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实现了。(据央视《新闻1+1》)　

　　在人们的观念中,要搞医改,让百姓看得起病,就需要有政府财力的支持,所以当神木在前几年搞了个全民免费医疗时,舆论起初虽很惊讶,但在了解其财政实力后,也就觉得可以理解。毕竟神木的人口只有40多万,而当年其财政收入即达六七十亿,归属于地方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也高达16亿多。如此强大的财政收入,完全可以来填补全民免费医疗后所产生的医院收入窟窿。

　　然而,即使如神木,人们也产生了医改是否可持续的疑问。尽管比神木更有钱的县市很多,但在神木模式曝出后,似乎并未听到它们中的哪个地方也想学。相反,在这些地方,存在许多底层百姓看不起病的现象。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能不为桑植的勇敢举措击掌赞叹。这个从1984年起就一直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去年财政收入才2.02亿,农民人均收入也只有3021元,只比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一半稍多点。可就是这样一个穷地方,竟解决了全国很多富地方都头疼不已的农民的基本医疗问题,不能不说难能可贵。

　　那么,桑植又是如何进行穷县“富”医改的,其价值何在?从报道来看,桑植模式最核心的有两点,一是在现有的新农合盘子上,改变其报销和支出方式,让农民更愿意看病,更不担心看病,来提高就诊率；二是使乡镇卫生院回归公益性质,改变其以药养医和盈利冲动。

　　对于前者,桑植的做法是,通过制定有关住院全报销的实施细则,参合农民只要缴纳150元,基本医疗费用就全报销,并对农民住院全报销情况张榜监督,做到公开透明。对于后者,桑植的做法是,药品严格实行零差价；医院收取的门诊费、检查费和手术费等,由物价部门严控；取消医院的账户,其收入交卫生局的专用账户保管,所需费用先打报告审批；至于医务人员的待遇和收入,则从政府的财政和新农合的资金中直接支出。到目前为止,县财政为此已支出800多万元。

　　应该说,桑植的这些做法并非“高不可攀”,且地方财政也没花多少钱。但为什么绝大多数市县做不到?关键就在于,地方政府的认识出了偏差,没有真正认识到基层民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但关切其幸福,而且也关切到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把解决民众的基本医疗困难作为大事要事来抓。

　　桑植的穷县“富”医改,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另一点是,要让百姓得福利,根本的是要让医务人员受鼓舞。作为医疗技术的提供者,如果不能保证基层医务人员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甚至让他们为自己的生计操心,那任何改革都是不可能结出好果的。但在桑植,人们看到,乡镇卫生院医改之前是差额事业单位,医改后,变成全额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由上面拨,医院不需要靠过度开药、过度服务搞创收,这样,对医务人员的考核也就变成他如何用最低的成本维护民众的健康。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如何看待农民在全报销后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一些地方政府担心,这样做会不会鼓励农民有事没事跑来看病,或者占着病床不走?其实,这是不了解农村的情况。不排除个别农民会出现这种现象,但从整体来看,由于农事繁忙,再加之很多农民从家里到卫生院的路程不近,多数农民并不会动不动就去看病,更不会占着病床不走,至少从桑植来看,没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农民也要考虑时间成本。　

　　所以,从桑植的这个案例中,我们有必要追问,既然桑植都能够建立真正维护医疗公益性的新制度,为什么其他地方做不到?是不能,还是不为?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