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如山——“为摘掉我国‘乙肝大国’的帽子，我宁愿摘掉身上的全部器官”

新中国成立那一年，从浙江医学院毕业的陈菊梅被分到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传染科。时空的巧合，就这样把陈菊梅和新中国的传染病防治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５年后，作为新中国第一批传染病学留学生，陈菊梅赴苏联列宁格勒医学院攻读传染病博士。当她以全部功课满分５分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时，导师库斯科列娃风趣地说：“要是有６分的话，我们可以给她都打６分。”

在苏联求学期间，忙于事业的陈菊梅不仅因长时间一种姿势拿试管，把自己的手忙出了“腱鞘囊肿”，还把自己忙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剩女”——直至３２岁，她才和曾在苏联基洛夫军事医学科学院留学的陈国仕结为连理。

结婚时，陈菊梅甚至不知道陈国仕是东北人。因为她的择偶标准，单纯得只有“精神”和“信仰”：“第一，都是共产党员；第二，都是公派的留学生。”

无疑，精神和信仰，才是可以穿透时空的力量。而这种穿透力，也表现为那一代知识分子对祖国的“情结”：要把国外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献给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１９５８年，陈菊梅从莫斯科毕业返回祖国时，带回来的不是令人羡慕的冰箱、电视，而是几百公斤的图书资料。

也正是这种精神和信仰，让１９５０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陈菊梅，即便在最艰难的十年动乱期间，也坚定地“相信组织”。

当时，“靠边站”的陈菊梅不能参加会诊，还被安排去打扫病房的厕所。所有这些委屈，陈菊梅回家只字不提。老伴陈国仕评价她：“她这个人，比男同志还男同志！”

尽管对她的政治审查长达１０年，但“比男同志还男同志”的陈菊梅依然不失其态，忠于使命——

１９６９年，陈菊梅随医疗队去陕北黄龙县农村巡诊，接受１年多时间的“再教育”。在条件简陋、没有麻醉医生的情况下，为减轻术者痛苦，医疗队决定试用“硬膜外麻醉法”。谁先来试呢？病人吗？为确保病人安全，陈菊梅主动以身试验，结果头晕呕吐了两三天。苏醒后，她和大家一起总结经验，终获成功。

从黄龙返回后，陈菊梅患了扁桃体炎。刚好些，她又因抢救乙脑患儿不幸被乙型链球菌感染，全身浮肿，“下巴肿到脖子下面”。之后因积劳成疾，她又患了肾小球肾炎，“小便像酱油一样”。而此时，陈菊梅也正进入到攻克“乙肝病人转氨酶居高不下”这一临床难题的关键时刻，同时还承担起“降低慢重肝病死率”这一国家重大课题。

一边是如山的使命，一边是“革命的本钱”，怎么办？

身为医生的陈菊梅，开始打自己身体的“主意”：只有去除可能引发炎症的病灶，疾病才能不再发作。

扁桃体炎好办，摘掉扁桃之后就好了，但肾炎很麻烦，一累就犯。陈菊梅索性割掉了阑尾。但好景不长，几个月之后又犯了。还有什么病灶呢？对了，牙齿！年仅４７岁的陈菊梅，硬是分三次把满口牙齿一颗不剩地拔光了！

清除了所有病灶之后，最终历时８年，陈菊梅成为国内首先发现并试用五味子成功降酶的第一人，造福无数肝病患者；同时，她也带领协作组创造了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死亡率由８５％以上降至３８％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