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与家人

○胡适

    壹

    梅光迪将胡适“逼上梁山”

    1909年秋天，经绩溪人胡绍庭的介绍，梅光迪与胡适在上海相识，从此两人结为朋友，书信往来不断。1910年夏，与胡适同舟北上京城应考时落榜。1911年，梅光迪再次应考，考取清华教会学校官费留学生。1912年，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由农学院转入文学院，对此梅光迪致信，表示支持。他说：“足下之才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也”，“将来在我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足下之改科，乃我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深望足下者为吾国复兴古学之伟人，并使祖国学术传播异域，为吾先民吐气”。梅光迪是胡适转学的极力支持者，对他寄予了希望，自己也要“执鞭以从其后”。1915年夏天，在美留学生梅光迪与胡适、任叔永、赵元任等朋友讨论文学革命。同年9月，梅光迪转入哈佛大学专攻文学，胡适作诗送之，“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来之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两人在学问上相互切磋，思想上相互激励，在许多问题上推心置腹，成为交好的朋友。

    1916年7月，胡适与朋友们去美国绮色佳凯约湖泛舟，诗兴大发。事后任叔永将自己作的《泛湖即事》四言长诗寄给胡适。胡适看后否定了该诗，认为诗中用了早已死去的文字，提出了要在诗歌创作中弃死求生，诗国革命的主张。梅光迪不同意胡适的意见，主动站出来为任叔永打抱不平。于是二人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梅光迪在信中写道，“吾辈言文学革命，须谨慎以出之，尤须先精究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非仅以俗语白话代之即可了事”，“足下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可以看出，一开始梅光迪与胡适在文学革命议题上，基本能取得一致，只是方法、形式上的差异。梅光迪已经感觉到文学革命的大潮流，但他又不能同旧文学中蛹化出来。梅光迪一方面承认小说、词曲可以用白话，但同时又主张诗文不可用白话。他与胡适争论的关键点也在这里。胡适把文学革命的突破口放在诗歌上，而梅光迪却固守此文化堡垒。梅光迪与胡适在文学思想和观念上的分歧，也在讨论中越来越明显。梅光迪保守的文学观念基本上是建立在与胡适的讨论、辩难中的。他的对立和对胡适灵感的激发，都是处在朋友间相互批评、帮助的基础上的，态度、语气也是平和、友好的。

    对此，胡适在7月22日写了一首打油诗答梅光迪，全诗一千多字都是白话文。写道：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梅光迪读后与胡适继续讨论，但态度与过去发生了变化，谈了自己不轻易依附“新潮流”的文学态度，主张中庸，反对偏执激进的思想观念，显示出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

    梅光迪的来信引起了胡适的进一步思考，刺激和激发了他的思想。此时，胡适进行文学革命的主张是从自己的专业——哲学角度来论述的；梅光迪的专业是文学，所以多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与胡适辩论并向其发难。二人的争论，极大地帮助了胡适对文学革命的认识。胡适自己也认为是被逼上梁山的。没有梅光迪的反对意见，胡适对文学革命的许多问题还无法认识清楚，也就下不了要求文学革命，尤其是诗歌革命的决心。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孕育与爆发，实是梅光迪催逼的结果。有这么一个反对派的朋友，也是胡适的大幸。

    随着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刊出《文学改良刍议》，以及陈独秀随其后推波助澜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本人也借助革命，走到舆论与思想界的前沿，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在青年中盛行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此时，胡适在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任哲学教授，立定脚跟后（任北大教务长），便致信梅光迪，要他回北京教书，梅光迪拒绝了朋友的好意，表示自己“决不作入京之想”，并对胡适以及《新青年》的激进行为表示不满。他说：“足下所主张无弟赞一辞之余地，故年来已未敢再事哓哓。盖知无益也……足下向称头脑清楚之人，何至随波逐澜……吾料十年廿年以后，经有力有识之评论家痛加鉴别，另倡新文学”。

    在梅光迪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时，与胡适有过接触，并时常通信。但梅光迪感到“彼此之根本主张无所更变”，面对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成功，梅光迪认为，“（胡适）趋于极端之功利主义，非但于真正学术有妨，亦与学术家之人格有妨也……弟意言学术者，须不计一时之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