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和南京：与政治中心的距离决定态度

    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杭州和南京。

    南京与杭州曾分别是吴文化区与越文化区的政治中心，在历史上也有过称霸一时、与列强相颉颃的光荣历史。由于这样的地位与历史，这两个城市的政治与军事冲动，在江南城市群中也是最突出的。以元初、清初为例，在中原和北方的“关西大汉”都纷纷放弃抵抗之后，在人们印象中一直软绵绵的江南“才子佳人”，却会成为在军事是抵抗外族入侵、在文化上捍卫夷夏之别的主力军。

    从深层说，这与江南城市文化中深藏的“政治情结”有关。但实际情况正如我们在历史上反复看到的，江南每一次抗争的结果，无不是以自身的失败而告终。久而久之，在江南城市中就形成了一种节奏缓慢、温柔富贵、“躲避崇高”、沉迷于日常细节享受的诗性生活方式与游戏人生态度。这是江南城市最终选择“不谈政治”、“尤厌言兵”的江南诗性文化理念，也是历史上很多士大夫对“南朝”、“南宋”、“南明”进行声色俱厉的道德批判的主要原因。

    尽管都以江南诗性文化为基本价值取向，但由于在地理、人口、历史、生活方式、文化心态、性格气质等方面的差异，南京与杭州在城市文化上又表现出微妙的不同。

    与政治中心的距离和在历史中形成的不同态度，是同属江南的杭州和南京在性格与精神气质上表现出很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它们在一般的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即使不是被完全忽视，也基本上不受重视。正是在现代作家的江南城市经验与话语中，这种最感性、也最本质的“细节真实”才大白于世。

    以杭州为例，郁达夫写过一篇《杭州》，他最欣赏的不是儒家的政治抱负和入世理想，而是明朝人高濂写的一本叫《四时幽赏录》的闲书。郁达夫用吴自牧的“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观殆无虚日”来概括杭州的城市性格和文化。

    由此出发，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南宋不可能收复北方领土，因为杭州的城市生活与文化太富有诗意，过于温柔富贵，很容易使人意志涣散、意乱情迷。这种城市文化性格当然是有缺陷的。

    但是反过来也可以想一想，与北方和中原常见的金戈铁马和朔风凛冽相比，这种生活尽管不够崇高、悲壮和气吞山河，但难道不应该是一切奋斗和牺牲的真正目的吗？

    南京就不一样了。南京给我的感觉就是“阴”和“沉”。在这个城市的历史和记忆中，充满了太多的挫折和无奈。南京就像一个被剥夺了爵位的废帝或废后，一方面，尽管在颜面上仍不失大家闺秀的庄重和整饬，但由于建立在对内心失败和绝望的压抑之上，因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真正阳光起来。这是南京“阴”、不透明的根源。

    另一方面，废帝或废后毕竟又不同于普通人，他们曾有过的辉煌和壮观，也使每个游客都无法从心里小看，这是南京的“沉”、有内涵的根源。

    这两种性格与气质相互缠绕在一起，并不是真正的“深沉”品性，在行为上很容易走极端或剑走偏锋。具体说来，向上的一路是走向禅宗的“寂”、“无”。

    在现代作家中，把这种性格写得最精微的是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南京》中有一段写玄武湖：“这里的水是白的，又有波澜，俨然长江大河的气势，与西湖的静绿不同。最宜于看月，一片空蒙，无边无界。若在微醺之后，迎着小风，似睡非睡地躺在藤椅上，听着船底汩汩的波响与不知何方来的箫声，真会教你忘却身在哪里。”

    而向下的一路是走向反文化的“肉”与“身”。南京人爱以“大萝卜”自况，本义是说南京人的朴实与缺心眼，这与操着吴侬软语、文化到了极致的苏杭人是根本不同的。像苏州评弹或越剧《红楼梦》中的儿女温情，在南京文化中不仅不存在，甚至还经常是南京大萝卜们嘲笑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