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相见时难别亦难。”这句话用在“空巢”老人的身上也是真实的写照。春节期间与子女团聚，年过完了，儿女晚辈离开了，空巢老人又回到独守“空巢”的状态，不少产生“心病”。长假后，医院的门诊量大增，其中来看心血管、神经内科、呼吸系统疾病、疼痛科、心理科的老年人特别多,节后出现“空巢”老人看病高峰。（2月5日《广州日报》）

　　在传统人伦中，儿孙绕膝通常是对老人最好孝顺，精神抚慰远大于物质供养的意义。空巢老人对于子女精神层面上的渴求，一直都是影响老人们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春节后，老人们扎堆“抑郁”，其实是老人们长久情感饥渴之后短暂满足，又骤然失去重新回归枯寂的不适之感。客观地讲，这样的感觉几乎每一次短暂团聚之后都同样存在，春节之后的“集体犯病”，只不过将“空巢之痛”给予了无限放大罢了。

　　解铃还须系铃人，“空巢之痛”的“解药”当然是子女“常回家看看”、“多回家看看”。 然而，大量空巢老人的出现，是社会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必然结果，它将谋生与尽孝之间，用时间与空间予以了深深割裂，才使得我们“常回家看看”的朴素情怀，在残酷现实面前显得如此骨感，才会让我们盼情感慰藉的父母觉得如此近在眼前却又那么地遥不可及。

　　其实，对于这样一个因社会发展不均衡使得道德自律脆弱的问题，既应看到其必然性，更应看到其配套社会制度的缺失与软弱。比如，软若无骨的带薪年假制度；又比如老年关爱滞后，无论是居家还是社区养老，重物质轻精神问题比较突出，使得老人对子女的情感需求过于依赖；此外，政府对敬老养老缺少正面的引导机制，将“常回家看看”仅仅作为一个对为人子女的普适性要求，而忽视了自身的引导职责。

　　“空巢之痛”需制度善意疗治。政府当从制度上着力弥合谋生与尽孝之间时间与空间的鸿沟。一方面尽力为父母与子女之间多多构建“相聚”的通道，比如完善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在外的子女多回家与父母团聚；加快养老、医保等城际间的资源共享，鼓励有条件老人加入“漂”族，与子女们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完善城市基层社区的服务功能，重视对空巢老人的文化服务和心理干预与疏导，鼓励他们多参加社会交往活动，走出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提高自身适应和心理承受能力，减轻对子女精神赡养的依赖。

　　当然，为人子女的，也要在顶住生存压力的同时，克服困难把“常回家看看”变成现实。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