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这里，蒋介石既说明了四川在对外战争中的重要性，也分析了战争爆发后中国可能比现的种种情况，还谈及了他对国防的意见。最后，蒋介石明白无误地宣告在对日战事发生后，无论中国出现什么情况，何种困难，但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夭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本文摘自《历史档案》1994年04期，作者：唐润明，原题：《试论蒋介石与四川抗日根据地的策定》

　　长时期来，关于蒋介石与四川抗日根据地的策定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史学界向来少有涉及，个别论著即使在涉及这一问题时，所引用的论据也大多是蒋介石1935年3月4日在重庆的一次讲话“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并据此认为蒋介石一到四川，就确定了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如刘敬坤撰《重庆与八年抗战》以及台湾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周开庆撰《蒋总统与四川》等等，皆持此种观点，但均语焉不详，更乏对蒋介石策定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前因后果、具体经过的详细论述。在此，笔者既不敢苟同上述论点，也拟对此间题作一全面的论述。

　　一、要抗战势必迁都

　　由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使得中国的一切诸如政治统治的中心，经济事业的设置，文化教育事业的创立以及军事防御的部署等大多集中在华北、华东等沿海地区。这种地域分布的差异性，不仅带给了中国东西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且更主要的是给中国的军事防御、国防布署等带来了诸多不利，这种不利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掠取了中国东北，其全面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对此，一切有识之士都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对策，即向中国内陆发展。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开始比较认真地考虑战争爆发后应取的对策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指挥中枢的安全问题，因为此时的国民政府己经觉察到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的真正目的和企图，“即系对于首都加以直接危害与威协”。为了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保证国民政府得以自由行使职权，国民政府于事变后二天即1月30日宣布政府迁洛阳办公。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叙及这一重大决策的动机和目的时称“因为日本一方面以海陆空军猛攻上海，一面派大批军舰开到南京，其目的在威逼政府签字于丧权辱国的条约。当时事机是非常危急，如果错过了，则将至挽救不及。所以我们即日开紧急会议，决定迁都洛阳，把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放在安全的地位，以便自由行驶职权。”所以1932年3月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就将“我们今后是否仍然以南京为首都，抑或应该在洛阳要有相当的时间，或者我们更要另找一个适宜的京部”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而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并视之为“此次会议的第一要义”。会议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步步紧逼以及首都南京在对外战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根据当时中国的政治态势，讨论通过了《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的提议案并作出了“（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的重要决议。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是南京国民政府也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一方面说明了南京国民政府已认识到首都南京在对外战争中所处的不利形势，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方针的某些变化，从而作出了迁都这样一项重大而正确的决策，并开始考虑到战争全面爆发后首都的安全与迁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