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画像。 王颖生作

　　■史飞翔

　　常言道：皇帝也有穷亲戚。中国人历来讲究人情世故，所以生活中我们常能听到某某人重乡情、某某人念旧恩、某某人肯为亲戚朋友办事这样的赞誉。相反，对于那些薄情寡义、刻薄寡恩的人，人们则加以贬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人情这个问题上，人们往往不得不有所顾忌。蔡元培，这位被毛泽东称为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大贤，面对人情同样也是难以免俗。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曾任国府委员、监察院长、司法部长、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中研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多重职务，可谓“位高权重”，然而他并不习惯这种生活。他说：“不知每天要见多少不愿见的人，说多少不愿说的话，看多少不愿看的信，想腾出一两个钟点看看书也做不到，真是痛苦极了。”为此，他发布了一个“三不启事”：不兼职、不写稿、不介绍职业。启事发布后，很多人认为蔡元培“不通人情”。在强大的世俗面前，蔡元培的“三不启事”成为一纸空文。尽管他先后辞去了23个职务，但依然有许多重要头衔辞不掉；说到写稿，蔡元培“有求必应”，凡是著一本书请他作序或题签，他没有不答应的；至于介绍职业更是来者不拒，以至于有人认为他的入行推荐书近乎泛滥。

　　蔡元培之所以在人情上不能免俗，原因在于社会世俗的力量太强大。他自己虽然俭约自励，但对于故旧亲戚他无法真正地拒绝。所以他只能尽力周济扶助，且自以为合乎中庸之道。但是，你如果因此就认为蔡元培在人情上是毫无原则的，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对于那些前来找他推荐工作的北大毕业生，蔡元培的确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但蔡元培也绝非没有原则。他写介绍信有两种情况不写：真正无把握的不写，绝对有把握的也不写，最愿意写的是“有”、“无”之间的那种。而且蔡元培写介绍信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亲笔的，一种是签名盖章的。亲笔信他主观上是冀其必成的，签名盖章的信虽负介绍之责，但录用与否，在客观上还请收信的人予以权衡。事实上，蔡元培写的最多的还是后一种信。

　　对于自己的那帮故旧亲戚托他谋事，蔡元培一般都会尽力为之。但是，蔡元培为他们找的工作多半都是办事员、书记、科员或编译之类的小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去实干苦干。即便如此，蔡元培还是会说“不”。有一位马君，北大俄文系毕业，与蔡元培是表亲。他幼年丧父，赖蔡元培养育得以成才。有一年，此君忽遭失业。那时蔡元培兼任国民政府委员，按规定每位委员可随带一位秘书。马君知道蔡元培尚无秘书，于是向蔡元培提出：“鹤卿表伯，听说每位国府委员都可以用一个秘书，我现在正在赋闲，为您方便起见，可否将这个秘书赐给我。”谁知，蔡元培听后大怒：“你每次来谋事，我没有一次不给你想办法，但你也不可硬枝枝地要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啊！”

　　见蔡元培时常苦于为亲戚谋事，夫人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总计绍兴、苏州以及江西的亲戚们经常来此谋事而又无法拒绝的充其量不过十几个人，在这十几个人中，也不乏可以造就的。何勿择其中最优秀的替他谋一独当一面的事，其余的由他负责去安顿好了。免得他们不时来麻烦你，而你也可以免了老拿面子向人家前面碰撞。”蔡元培听完夫人话，先是不作声，过了一会儿却说：“不可。”夫人问：“为何？”蔡元培说：“学生都是人才，亲戚都是庸才。”可见，蔡元培在人情这个问题上是有他的底线的，那就是无论是举荐人才，还是替亲戚谋事，他都是本着一颗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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