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的成都，物资非常匮乏，很多轻工产品都要经沦陷区运来，其中一些纺织品还是贴了“上海造”商签的日本货。为打击日寇的经济攫夺，内地各处都设有查处“日货”的“仇货缉察队”。恰在此时，成都“益昌恒百货”从广东运来一批纯毛华达呢。这批高档面料虽系上海产品，但成都商检仍以“留样待查”为由，从每疋毛料中剪去一丈二尺，才得放行。

　　不巧，这事又被当时成都经委会下属的“仇货缉察队”知道了，将货再次扣押，并扬言要以“走私日货”罪对益昌恒商号法办，实是以这为由进行敲诈勒索。无可奈何的益昌恒商号只好托人疏通，最后找到该队队长汪某，恳求私了。汪某开口索要大洋4000块。经中间人再三说情，终以大洋1200元搁平。汪某将200元以罚金上缴，余下1000元据为己有。按益昌恒商号的经营方式，凡请客送礼等费用一律以“广告费”做账。事后，会计也依例将该款记入“广告”科目，但1200元绝非小数，为稳妥见，便在备注栏内注上了“赏瘟神”三字。不料，这三字却惊动了朝野！

　　也是汪某恶贯满盈！某日税务局来益昌恒商号查账，发现账上有“赏瘟神”三字，便将这事向省税局汇报，省局感到内有蹊跷，又上报给省政府。时任省主席的张群，正在推行“整饬政风”、“肃清贪污”之新政，见了“赏瘟神”三字很不顺眼，便下令情报室立即查明，交军法处严办。

　　而情报室主任吕某原本就与“仇货缉察队”争钱夺利矛盾极深，这下正好小题大做，将汪某敲诈勒索、索贿受贿、私吞罚款等劣迹，一一上报。更将益昌恒商号写有“赏瘟神”三字的账页拍照放大，登在当时的《中央日报(成都版)》和《新民报》上。

　　张群见赃证俱全，便将汪某逮捕归案。说起这位汪某，来头也不小，有位叔叔竟是国军的中将军长。那军长得到消息，便凭老脸一张，急求老上司——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以及时任侍从室副主任的贺某，为侄儿求情。几天后，张群便同时收到两份电报，来自长沙的电文称“陈长官谕：将汪某一案移送长官部军法处审理！”来自重庆的电文是“贺主任指示：速将汪犯全案移送经济部督察室严办。”两份电报顿让精明过人、老于宦场的张群左右犯难。

　　此时，恰好省军法处来人将汪某拟判15年的判决稿本呈张群批示。张群思忖再三，心一横，干脆在稿本上批道：死刑，立即执行！接着，又让秘书给陈诚、贺某回电：“职奉来电前，汪犯已被执行枪决。”

　　随着一声枪响，在蓉城沸扬了近半月的“赏瘟神”案，终以汪某伏法而告终。（《成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