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燕人卫满率移民进入朝鲜半岛，并于公元前194年推翻了箕氏统治，建立卫氏政权，称为“卫满朝鲜”。此时《论语》已经成书，很可能被卫满等人带入朝鲜半岛。从战国末期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及辽东的多年战乱迫使大量中国人避入朝鲜半岛。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难民也可能将《论语》带入。但这些只是推测，直到汉四郡时期，《论语》在朝鲜半岛传播的证据才真正出现。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施行有效治理，史称“汉四郡”。当时《论语》虽不在“五经”之列，但作为记录孔子言行的典籍不可能被忽略，因而被列为“小经”。1992年平壤古墓出土的竹简上写有《论语》的《先进》、《颜渊》二篇的内容。经研究，这些竹简是汉四郡时期乐浪郡下层官吏的随葬品，时间为公元前45年，比河北定州竹简只晚了10年，是迄今朝鲜半岛发现的最古老的《论语》遗存。从竹简的磨损情况可以看出墓主人生前勤奋攻读《论语》，说明《论语》此时已经成为下层官吏的基础教养科目。

　　朝鲜半岛在公元前1世纪逐渐形成了高句丽（前37-668）、百济（前18-660）、新罗（前57-935）三大政权，史称“前三国时期”。《论语》在这一时期传播的确切记录已经出现，在三个政权统治范围内的传播各有特色。

　　高句丽建国初期开始用汉文修史。故国川王时期（179-196）的乙巴素任国相（宰相）之前曾经说：“不逢时则隐，逢时则仕，士之常也。”这句话与《论语·泰伯》篇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句式、含义上很相似，由此能够看出他读懂并有意运用了《论语》。小兽林王二年（372），“立太学，教育子弟。”这是朝鲜半岛设立太学的最早记录。不过，《论语》未见于高句丽子弟所读书目，这说明在当时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家教育体系中，《论语》还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

　　百济建国后不久也开始用汉字记事。日本史书《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时期（270-310），百济博士王仁带《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赴日本传播儒家思想，很多学者认为这是《论语》在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次隆重登场”。2005年韩国仁川出土了公元3-4世纪百济时期的《论语》木简断片，“这一发现说明，在百济时代关于孔子经典著作的学术研究已经不仅局限于首都汉城，还传播到了周边地区。”武王四十一年（640）“二月，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三国史记》“武官”条载百济设“孔子庙堂”一职，但设立时间和官职高低不详，应当是负责守卫孔庙乃至国学的武官，可见百济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景仰。较高句丽而言，百济的《论语》传播很有特色，在实物、制度方面都有令人信服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