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师递给我《李大钊全集》五卷中的一卷，素雅的封面，拿在手中沉甸甸的。这么多的文字，与现在人们用电脑打字不一样，要知道当年的李大钊可都是用毛笔一笔一画写的楷书啊！

　　李郁文：李葆华告诉我们，他父亲外语很棒，俄语、日语、英语，还有德语。有德国的记者来请他写文章，他用德语写文章，竟然可以做到让对方立等可取。

　　赵大民：所以我在剧中写了李大钊给学生日文书的情节。我小时候上学那年代，除了林语堂他们能从西方直译过来，中国能读到的许多读物不是直接翻译过来的，而是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这戏里最要好的三个人，李大钊、章士钊和陈独秀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那时候在北大任教，欧洲回来的是240块银元一个月，从日本回来的就是180块银元。李大钊最早到北大是章士钊介绍的，北大图书馆主任，也是章士钊把自己的位子让出来的。后来蔡元培认为他可以担任教授了，他的工资就是180块银元。另外他还在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处兼课，也有一些收入。合在一起，每月收入能达到240块银元左右。那时候，两块银元能买一袋40斤的面，一块银元可以买8斤猪肉。你想想他挣的这些钱如果只用于生活的话是多么富裕。可是他用来作革命经费，就连一半都不够了。

　　李郁文：他家的生活非常简朴，李葆华小时候和一群孩子在家门口玩，谁也看不出来他是教授家的孩子，穿的衣服特别破，冬天就一件棉袄。连想买一副军棋都买不起。全部的钱都用作革命经费。再就是他的乡情太浓了，只要是从老家来的，有困难的，都在他家里住，家里总有很多人吃饭。我们在剧中给他设计了一句和妻子开玩笑的台词：“我成了败家子儿了。”

　　据有人回忆，他牺牲的时候，家里只剩下一元钱了。他赚那么多钱，自己却身无分文。所以我们给他最后的台词是：“我一生治学，身无长物，我的诗文就是给你们留下的遗产；我的理想就是对你们的遗教；我的事业——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就是你们毕生奋斗的目标！”

　　赵大民：真的是很穷，于是我们就写了“一件长衫”这个细节，就这么一件长衫还要让给舅老爷，直到就义的时候才穿上。这都是从生活中来的。这个道具特别重要。舅老爷是赵家的人，也有原型的，叫赵小枫，赵纫兰的二舅。在剧中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在我们乐亭有这样一批人，早年也出去经商，给人家当伙计，但没有熬成掌柜的，也没挣很多钱，年纪大了就回乡了。但是这批人有些文化，也见过世面。

　　我们收集素材的时候李星华，就是李大钊的女儿、李葆华的妹妹已经去世了，她只比哥哥小一岁。我们就找到了星华的女儿贾伟琳，她在北京政协工作。星华生前写过一本书《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伟琳帮助母亲做过这个事，知道很多详情。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伟琳亲手给我们抄了一份李大钊的《狱中自述》。那时候复印机尚不普遍，她白天工作，晚上回家抄写，两千多字，字字工整秀丽。当时外面找不到这份文件。“文革”中就是康生手里拿着这个东西，说李大钊是叛徒，我读完了以后，激动万分，这里面哪有一点点叛变的内容？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感天动地的正气歌，完全是泣血之作啊！之后我们又访问了李大钊的学生李运昌。还访问了原冀东建国学院院长、后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的娄平，原天津市委副书记阎达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