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李大钊是一种情结

　　赵大民：从2000年到现在10多年间我在人艺就做了4部话剧，《芳草碧连天》、《茂陵封侯》、《铁肩担道》，加上复排《钗头凤》。还有京剧《华子良》，评剧《雷雨》等。我这个人的性格，是想尽量把每一部戏都雕琢得好一点，当然会非常辛苦。你说我用写诗词的方法写戏剧，是的，你说得非常对！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我都要精心地去雕琢，不达完美是不罢休的。

　　李郁文：这个戏是由年轻导演温丽琴执导，她很有才华。赵老师虽然不做导演，但他也全程跟着，给演员做剧本阐述，一讲就是4个小时。剧中人物都是什么身份？他们之间都是什么关系？这部戏里有名有姓的人物有16个，都要讲清楚。你知道我们为写这个戏看过多少资料？党史、党史研究资料、《李大钊全集》、各种回忆录，加起来有几千万字不止。《铁肩担道》这部戏最早写于1982年，那时剧名叫《晨钟》，到现在一些小地方的边排边改不算，正式的剧本已经修改过七次了。

　　说着，赵老递给我一沓手写的剧本，蓝色的笔迹，清晰有劲。红色的修改和注释，条理分明。两位老人的工作状态也很独特，赵老师白天写，李老师夜里干，夜以继日。他们共同把戏剧的情节结构、人物的情绪和思路都定好了之后，由李老师在夜里打字，黎明时分把一夜整理好的文字放在桌子上，供赵老师白天继续创作。最后的剧本是由李老师在电脑上打字而成。真是了不得，一个85岁，一个76岁，两位加起来1６0多岁的艺术家为写李大钊呕心沥血，实在令人敬佩！

　　李郁文：以前赵老师还用蝇头小楷写剧本呢！戏剧与电影不一样，不是遗憾的艺术，每次演出都在改，第１场与第40场，质量和效果要好很多呢！

　　赵大民：我是1980年开始收集素材，1982年开始写。当时没有谁给我下任务，是我的一腔乡情，一个情结。我和李大钊是同乡，都是河北省乐亭县的，他的家叫大黑坨，在城东南，离县城15里。我的家叫前黑王庄，在城东北，距县城也是15里，我们两家距离大概20多里地。我从小就听过许多关于李大钊的事情。1927年李大钊牺牲时我刚出生不久，我上学上到三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个老师，我印象特别深，叫刘华甫，我们那个村没有完小，就上到四年级。刘老师来了以后，就教我们唱李大钊写的“黄族歌”，是我们那时候的校歌。

　　李郁文：在乐亭县，所有的小孩上学就会唱，李葆华是李大钊20岁时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如今已经去世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去北京拜访李葆华时，他还唱起了这首歌，赵老师便和他一起唱。

　　说到这，赵大民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激昂高亢，完全不像是一个85岁的老人，连后边的高音部分都唱得准确而饱满，正是李大钊的《黄族歌》：“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莫叫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方不负——石笔铁砚，先哲后贤。”

　　李郁文：李大钊11岁结婚，妻子赵纫兰比他大6岁，没有上过正式学堂，但家境不错，有一点文化，还是小脚。到李大钊38岁牺牲，他们共生了9个孩子，活了7个。其中一个是遗腹子，李大钊牺牲时这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才4个月。李大钊虽然在外工作，但也是常常回老家。他始终说乐亭县的乡音，即人称“老呔儿话”，比唐山话还要“呔儿”。李葆华也是。周总理曾经问过李葆华，为什么人家说你们的家乡话叫老呔儿话？葆华告诉总理，我们乐亭县人到东北去做生意，人家都叫我们“呔儿商”，挣了钱回来就买地，买了地就办学校。赚了钱就送孩子上学读书。乐亭人不得了，这么一个小县，就有这么多将军，9个工程院士，享受国务院特贴的人有好几十。李大钊5岁以前在家里，他爷爷就教他读书。所以说，乐亭县能产生李大钊这样一个人物也不是偶然的。

　　当年跟着李大钊（从老家）出来的人很多很多，像我们这部戏中的洪素贞，都是真实的。只有舅老爷是虚构的人物。比如，李运昌是我们冀东的司令员，也是李大钊带出来的，去苏联，去黄埔军校，都是跟着他，跟着革命的潮流过来的。

　　赵大民：我一直就想写李大钊，“文革”把李大钊打成了叛徒，不能写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李大钊平反，我就又开始想写了。有一种使命感，一种责任感在督促着我，就想着快点写出来。那时候李葆华已经调到北京，我们就到北京去访他。

　　这时，赵大民取出一本像册，让我看几张很小的黑白照片，是当时尚年轻的他们夫妇在李葆华家拍的，有合影，也有工作照。作为同乡，李大钊成为赵大民夫妇心中的一个结，仿佛总能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心中呼唤，不写不舒坦，不吐不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