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人民群众反对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也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指出，在继续要求发动群众的同时，必须保持它是在严格控制下进行的，以保证它不造成大规模的混乱，不影响经济建设的进行，即毛泽东提出的要保证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在3月5日致叶剑英的电文中，毛泽东也再次强调，对广州的“五反”斗争要严格掌握，不使引起混乱，“其它城市，非有充分准备，不要轻易发动五反”。

　　对此，毛泽东做了一系列安排来保证“五反”运动不脱离常轨，不引起社会过大的震动。他要求先完成“三反”运动，再来集中精力开展“五反”，“五反”的开展也应从大城市到小城市逐步展开，以防混乱，个别地方已在县、区级开展了的，一定要严格控制，不能妨碍春耕和其它经济活动；同时，各地开始的“五反”运动也应审慎进行，准备好了，才能发动，不要一齐全上，结果出意想不到的混乱。因此要求各省委对各城市的“五反”斗争加以精密研究，以正确指示省城以及全省城市的“五反”斗争。

　　这些对发起“五反”的要求指示实际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含义即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动“五反”之前，一般要求首先划分工商户的类别，毛泽东将之划为五类：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并且指出：“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类两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相应的，对待五类工商户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基本守法户一般免退；少数户酌退一部分；半守法半违法户只退不罚；严重违法户又退又罚；完全违法户，从重处罚，并依法判处徒刑。

　　这样的划分和相应的处罚办法旨在团结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以打击罪行极大的不法资本家。在毛泽东看来，先处理了占95%以上的那部分资本家，人心就可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以恢复了，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就完全孤立了，我们也就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地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了。”

　　毛泽东这里还一再强调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资本家毕竟是少数，不可将打击面放得过大。1952年3月11日，毛泽东给西北局的电文中，就指出了西安划出的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似乎不合实际，是少了许多，只占40%，而北京这两类占70%以上，对上海的划分，毛泽东也表示了质疑。当时上海的类分是第一类占15.3%，第二类占36.8%，第三类占44.2%，第四类占2.8%，第五类占0.9%。毛泽东在给上海的回电中指出，“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当时，考虑到许多资本家在“五反”后人心惶惶，毛泽东为了安稳人心，把荣毅仁定为完全合法户，这对安定上海工商界乃至全国都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