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

　　1951年10月下旬，由薛迅亲自带队的河北省委纪律调查组来到了天津地委机关。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调查组先后找了几十名党员干部个别谈话，很快掌握了刘青山、张子善在机关生产中违法乱纪的事实和生活中的腐化堕落行为。

　　11月21日至12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在保定召开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作为党代会代表和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张子善在会上被捕。

　　而这时，刘青山却不在国内。他随着“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河北省委成立处理刘、张案件委员会，并以省委的名义将刘青山调回。

　　据时任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刘张案件办案组组长孙光瑞回忆，刘青山是12月2日乘火车回到天津的，下火车后先是到马场道18号“刘公馆”休息，随即被办案人员控制。

　　刘青山刚听说省委要审查自己，就拍桌子吼道：“出什么事了？还能开除老子党籍！”在场的办案人员为避免冲突，忙打圆场：“你这一路辛苦，咱们先出去吃饭。”遂拉着刘青山出门上汽车，直接送到了省公安厅在保定准备的看守地点。

　　两天后，刘青山、张子善被开除党籍。

　　案件的审理和取证是雷厉风行的。案情本身也谈不上复杂，震动全党、全国的，就是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人的特殊身份和涉案金额之巨。

　　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判决主文中指出：该二犯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严重侵蚀下，为达到个人挥霍，及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为名，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6272亿元。

　　这个数字，创造了新中国成立后腐败案件涉案金额之最。而刘青山、张子善地委书记、地区专员的身份，也创造了当时贪腐分子职务之最。

　　两个革命事业的有功之臣、党政高级领导干部，在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不久，就蜕变成了腐化堕落分子。如何处理他们，考量着刚刚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是否有勇气和决心清除自身毒瘤，是否能始终如一地保持纯洁的党性。

　　事实上，刘青山、张子善案发时，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刘、张二犯的处理，既无明确法律依据和量刑标准，又无现成的案例可以参照。最终是党组织做出了严惩的决定。

　　1951年12月14日，中共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提出了处理意见：

　　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华北局随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原则上同意河北省委的处理意见，但是在“死刑”之后加了一个括号“或缓期二年执行”。

　　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回忆，当时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可以有回旋的余地。

　　但严惩贪污腐化分子是用不着回旋余地的。

　　当时薄一波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直接负责已经如火如荼开展起来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他回忆，在中央做出正式处理决定前，曾委托华北局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二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8名委员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认为刘青山该判死刑的有535人，认为张子善该判处死刑的有536人。

　　在收到华北局的报告后，党中央专门开会研究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毛泽东看到报告后许久沉吟不语。周恩来便问：“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说出了两个字：“死刑。”

　　周恩来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

　　毛泽东又说了两个字：“不准。”